人們對於春晚如此愛恨交加的態度，其實就是對於動蕩的變革時代新興而駁雜的大眾文化的態度。人們罵它，百般挑剔它，又離不了它。這真的是一種奇怪的中國現象。

如今，罵春晚是一種時尚，吐槽是春晚的後遺癥。我們的觀眾最容易忘恩負義，忘記了這三十多年來春晚給中國人帶來的歡樂，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道年夜飯。在中國風起雲湧的大眾文化潮流中，哪一種樣式，哪一種形態，也抵不了一年一度春晚的影響力和作用力。

人們對於春晚如此愛恨交加的態度，其實就是對於動蕩的變革時代新興而駁雜的大眾文化的態度。人們罵它，百般挑剔它，又離不了它。這真的是一種奇怪的中國現象。

不過，客觀地講，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生長期、高潮期和跌落期，潮起潮落，花開花落，總有難以違抗的周期和規律。長達三十余年的春晚，已經過了它的鼎盛期，近幾年更顯疲憊不堪。去年換導演馮小剛，換主持人張國立，今年又越洋請回董卿，走馬換將，只是換臉難以更換春晚已經約定俗成且形成慣性和固化的基本框架與內容，塗抹再厚重的粉底霜，也難掩春晚疲憊老化的面龐。

而且，隨著春晚在中國人春節期間的位置與作用的做大，關心它的由上到下的人也就越多，雖說是眾人拾柴火焰高，卻也容易水多澆死了花，木匠多了蓋歪了房。改變它，便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前怕狼後怕虎，前有車後有轍。也就是說，春晚就是大年夜端給大眾的一盤熱騰騰的水餃，水餃的餡已經調制就是那老幾味，換餃子皮，哪怕是在皮上再捏上漂亮的花邊褶兒，也是起不到什麼作用的。

因此，春晚誰來搞都難，無論換哪位導演，無論請哪位主持人，無論上哪位大腕演員，更無論增添何種聲光電的高科技和現代化舞臺效果。

其中語言類的節目更是難搞，演創人員身心疲憊，觀眾眾口難調，輿論批評口味又逾年見長，連續多年，積勞成疾，花樣難以翻新。以前有陳佩斯、朱時茂；後來又有趙本山、趙麗蓉；再後來請來郭德綱和記不住名字的新人，走馬燈一樣，也已經是磨出的老繭，難以點成美人痣。人們如此關註的語言類節目，不過如中國足球一樣，成為一臺晚會的軟肋。即便把陳佩斯再請回來，看他新近在電視劇《好大一個家》中的程式化套路的表演，便知道斷然難挽春晚的頹勢。

誰能搭救已經如此疲憊不堪的春晚？要我說，誰也搭救不了，時代在發生變化，真的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作為新時期大眾文化的代表——春晚，已經完成了它歷史的任務，它現在的存在，只不過是一種懷舊般日漸逝去的形式存在。它已經很難完成新形式與內容的蛻變。

按照巴赫金狂歡節理論，狂歡節的特征就是笑聲，就是過度，就是冒犯，是由兩種語言之間的沖撞構成的，一種是古典高雅的語言，一種是民間世俗的語言。我們的春節本身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狂歡節，春晚是狂歡節的高潮。要求它笑聲可以，要求它過度和冒犯則難，要求它高雅與民間相融合則更難。

同時，還因為，春晚只是電視屏幕上影像的顯示，缺乏狂歡節的互動，因此，只會越來越成為一種儀式上的聯歡。要求它在積三十余年的既定經驗與思維模式中變革，是不現實的。大眾文化的研究專家約翰·費斯克教授曾經說過：大眾文化不可能是激進的，所以難以成為自己的變革者。

所以，我說誰也搭救不了已經疲憊不堪的春晚。春晚陪伴我們三十余年，已經功德圓滿，很不容易了，我們應該感謝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出現了春晚這樣一種深入人心的大眾文化的樣式。它的先天不足，它的後天弱處，它所呈現的疲憊、顧此失彼與力不從心，實際上正是所有大眾文化的長處與短處。

因此，對於春晚，首先應該淡化。就像我們的體育，應該淡化金牌意識一樣。淡化它，才有可能催生出新的年文化，新的狂歡節樣態的大眾文化。所謂缺了穿紅的，還有掛綠的嘛。本來，文化就應該是多元的，作為勃興的大眾文化，不應該只有一種形式。（轉載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