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理解裏,“火大”就是單純的發怒或憤怒,避免火大只須發火的人克制自己就可以了。其實並非如此簡單。火大並非就是人們所說的“憤怒”,作為一種人的普遍情緒,憤怒並不是單一的,而且是一個情緒的範圍,從生氣、發火、到動怒,再到暴怒,火大從開始還有理性,可以克制,但漸漸失控,以至怒不可遏、因失控而狂怒,完全失去理性。


希臘悲劇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Ajax)一劇中有一個狂怒者的故事。埃阿斯與奧德修斯爭奪獎品失敗,他怒火中燒,血液在血管裏沸騰,身上每條筋肉都在顫動。他像根石柱似的呆呆地站在那裏,垂著頭注視著地面。最後,他的朋友們好言相勸,才把他拖回戰船上。夜色籠罩著大海。埃阿斯坐在營帳內,不吃不喝,也不睡。最後,他穿上鎧甲,手執利劍,想著是去把奧德修斯砍成碎片,還要去燒毀戰船,把希臘人全都殺死。 女神雅典娜蒙蔽了他的雙眼,讓他誤以為羊群就是希臘人,埃阿斯在羊群中,揮舞利劍,左砍右殺。等到他清醒過來,發現自己在所有人面前丟人現眼,他羞愧難當,終於自殺身亡。

 

一憤怒與仇恨

 

埃阿斯不僅性情易怒,而且非常驕傲自負(有點像《三國演義》裏的張飛和《水滸》裏的李逵),但是,他對奧德修斯和希臘人憤怒,卻是有理由的,因為他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獎品剛拿出來,他見奧德修斯前來與他相爭,便生氣地叫道,“你竟敢和我相爭?你和我比,就像一條狗和獅子比一樣。你難道忘了,在遠征特洛伊前,你是怎樣不情願離開家庭啊,……把不幸的菲羅克忒忒斯遺棄在雷姆諾斯海島上的也是你!帕拉墨得斯比你高強,比你聰明,你卻挾私仇誣陷他,置他於死地。現在,你竟忘了我對你的救命之恩,忘了你在戰場上無法逃脫時是我救了你。……我不僅比你高強,而且出身也比你高貴!”

以色列心理學家本濟夫(Aaron Ben-Ze’ev)在《情緒的微妙》(The Subtlety of Emotion)一書裏指出,人發怒經常是因為覺得別人在行為逾越了不當的界限,對自己造成了侵犯、侮辱或“不該有的傷害”(unjustified harm)。典型的憤怒是一種“即刻反應”,事過之後,人經常會對暴怒後悔。埃阿斯就是這樣。當然,也有對自己憤怒不後悔的,但那已經不再是先前的“憤怒”,原先的憤怒其實已經轉化為“仇恨”。亞里士多德說過,“憤怒可能隨著時間而治療,但仇恨卻不會。……憤怒伴隨著痛苦,而仇恨則不是。”

本濟夫對憤怒與仇恨的區別寫道:“憤怒本質上說針對一個人做的事情,他做了某件具體的,該受責備的事情。而仇恨則是針對他那個人。” 路怒症就是這樣一種憤怒,通常是“無名業火”,雖針對一個人,但不是出於對某個人的仇恨。發怒的時候不顧一切,事後卻又追悔莫及。

發火和憤怒是人之常情,也是社會中的平常現象。但是,人在發過火之後,不能轉怒為仇,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不能“記仇”。憤怒對社會的一個主要危害在於它會轉變為仇恨。仇恨當然並不都是因憤怒而起,不憤怒也照樣能有仇恨。在中國,長期以來憤怒與仇恨是不加區別的,因此不少國人特別容易記仇。而且,他們還經常把記仇當作一件值得讚許的事情。階級鬥爭是一種仇恨,也總是被理解為正當的“義憤”,牢記階級仇被當成一種政治覺悟(“仇恨入心要發芽”、“痛打落水狗”),其實這種覺悟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並沒有仇恨者憤怒的具體個人對象(他看見一個“右派”的鄰居並不會無緣無故地去打他)。階級仇恨是一種意識形態,已經不再是心理學所研究的“情緒”。

 

憤怒是一種複雜的情緒

 

心理學的華爾特·皮特金(Walter B. Pitkin)在他的《人類愚蠢歷史簡論》(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uman Stupidity)一書中指出,人類所有的情緒都同時包含著睿智和愚蠢,都指導人的行為,“情緒是行動的模式,……如果把情緒與行動分離,那就永遠不可能把握情感的作用”。任何一種基本情緒都不僅僅是感覺或心態,而是湧動的能量,引向某種行動。任何一種平常的情緒,在特定的情景下,都可能是對某個事件或外界環境的反應,包含著明顯或微妙的社會意義。

憤怒中經常包含某種對錯或道義的意識。龍應台有一篇短文,叫《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她說,那些檢驗不合格的廠商、占據著你家騎樓的攤販、往河裏倒垃圾的居民、不守交通規則的計程車司機、焚燒電纜的小商人、出售不潔食品的攤主,碰到這樣的事情就應該生氣。而且,還不能把生氣只是憋在心裏,必須大聲說出來,才能起到批評的作用。她認為,都是因為中國人太能忍讓,太沈默,所以幹壞事的才那麽有持無恐。

但是,憤怒也是很容易被誤導的,在人群中尤其如此,成為一種群氓情緒。法國社會學家勒邦在《烏合之眾》一書裏對此有深刻的分析。勒邦指出,群體表現出來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壞,其突出的特點就是極為簡單而誇張,“群體情緒的誇張受到……強化,即不管什麽感情,一旦它表現出來,通過暗示和傳染過程而非常迅速傳播,它所明確讚揚的目標就會力量大增”。不管是實體的人群還是網上的人群都是一樣,人群中的個人受他人的情緒影響,對事情不能作出細致的區分,只要有人因憤怒而喊打,許多人都會不由自主地予以響應,不加思索地應聲附和。

以前,每次政治運動都少不了讓群眾有隨聲附和,發泄憤怒的“鬥爭會”和“批判會”。現在這樣的政治鬥爭雖然停止了,但這種習慣性的發泄憤怒方式還在延續。每次網上發生什麽事件,情緒性的“激憤”總是壓倒了理性分析,這是一種沒有節度,也沒有責任感的激憤,什麽臟話都罵得出來。正如勒龐所說,“群體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異質性群體中間,又會因責任感的徹底消失而強化。意識到肯定不會受到懲罰——而且人數越多,這一點就越是肯定——以及因為人多勢眾而一時產生的力量感,會使群體表現出一些孤立的個人不可能有的情緒和行動。在群體中間,傻瓜、低能兒和心懷妒忌的人,擺脫了自己卑微無能的感覺,會感覺到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巨大的力量”。

在群體中表現的憤怒是與個人的憤怒情緒不同的。個人的憤怒一般有真實感,但群體中表現的憤怒則是可以假裝的。即使不憤怒的人也可以假裝得很憤怒,尤其是有表現“義憤填膺”的機會。在群體憤怒行動中達到私人的利益目的是常有的事情。最近美國巴爾的摩市的警察暴力執法引起了許多人的憤怒和抗議,但是,加入抗議行動的卻並非都是真正憤怒的,他們當中有許多是渾水摸魚、趁火打劫的暴徒。

群體中的憤怒還經常會尋找錯誤的發泄對象。例如,巴爾的摩市那些真正憤怒者當中,也有並非直接因受害於警察暴力執法而憤怒的,許多人身處下層、生活困頓,心懷長期積壓的不滿,所以會把憤怒發泄到本來並沒有對他們造成直接傷害的警察身上。同樣,中國的一些下層民眾有很大的失落感,他們所積壓的失落、挫折和不滿也會以憤怒的形式爆發出來,發泄到其實也是下層人的城管身上。憤怒經常被比喻成高壓鍋,人們遏制自己的怒氣,只能在一定的時間裏有效,一有機會怒氣就一定會爆發出來。社會中的群體事件經常就是人們怒氣突然爆發的機會。

 

健康的情緒和健康的社會

 

美國心理學家威廉·馬斯頓(William M. Marston )指出,任何一種基本情緒都不僅僅是感覺、心態或情感,而是驅動行為的能量,將一種情緒與另一種情緒加以區別的唯一方法就是觀察特定情緒在什麽情境下導致人的什麽行為。情緒可以分為與生俱來的“基本情緒”(常見的有喜悅、憤怒、悲傷、恐懼、厭惡、驚奇)和後天學習到的“複雜情緒”(嫉妒、慚愧、羞恥、自豪、怨恨、窘迫、內疚、害羞、驕傲、自暴自棄)。基本情緒和原始人類生存息息相關,覆雜情緒必須經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生活經驗中學習得到。由道德因素產生的情緒都是覆雜情緒。

情緒既是主觀感受,又是客觀反應,具有目的性,也是一種社會性的意見表達。眾人一起表達情緒會成為多元的、複雜的綜合事件。情緒會產生動機,例如:悲傷的時候希望找人傾訴,憤怒的時候會做一些平時不會做的事。情緒也是一種認知評估——注意到外界發生的事件或事情、本能地估計自己與他人的力量對比、下意識地采取行動策略等等。

以研究憤怒而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拉麗莎·泰登斯(Larissa Tiedens)指出,憤怒往往有誇張和表演的性質,表現憤怒是一種嚇唬和震懾對手的有效策略。誇張地表演憤怒——無論是個人的“兇悍”還是革命的“義憤——,都可以讓自己(或旁觀者)覺得”氣勢壓人”或者“長自己志氣,滅他人威風。這可能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心理需求和感覺,自己覺得有理,便會越發得理不饒人。那怕根本沒有道理,一發火也會像是有了充足的道理。當然,這樣的憤怒絕對不可能只是放在心裏,一定要竭力誇張地表現出來,不僅要拉高嗓門,還要做出火冒三丈、怒不可遏的樣子,揪人家的脖領子,扇人家的耳光等等。

不是以講道理,而是以發怒來表現自己正確,這在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現象。新聞報道和政治話語中也經常使用“怒斥”或“聲討”的說法,好像一怒斥、生氣、討伐就得了理似的。幾年前走紅過一陣的《中國不高興》,這是一本很憤怒但說理弊病千瘡百孔的書。甘地說,“發怒和不寬容是正確理解(別人)的敵人。”我們當然不能把說理的欠缺全都歸咎於發怒或不高興,但發怒經常會對說理的冷靜思考、理性邏輯和寬容待人有負面影響,卻是一個事實。

挪威社會和政治學家瓊·艾爾斯特(JonElster)在《心靈煉金術:理性與情緒》(Alchemies of the Mind: Rationality and Emotions)一書中指出。人會因發怒而轉向仇恨,或因仇恨而特易發怒。發怒的時候,我們相信,“因為他們做了壞事,他們一定是壞人”。仇恨的時候,我們相信,“因為他們是壞人,所以他們一定做壞事”。正因為仇恨和發怒是相互轉化的,所以,公共道德在要求避免仇恨的同時,也應該要求遇事一定要制怒和說理。火大的社會一定是一個不講理的社會,而一個不講理、無理可講、無處講理的社會也一定是一個人們會普遍火大的社會。一個社會裏不說理的人越多,火大的人越多,整個社會也越不健康。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就看到,一個健康的靈魂和一個健康的城邦之間有著某種可以相互印證的聯系。這個看法在今天也還是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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