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清華:時間的美學——時間修辭與當代文學的美學演變(2)

然而中國人原發的“循環論”和“個體生命本體論”的時間概念中,卻沒有“現代性”的因素。“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時間在中國人的祖先這里從未呈現過“進步”和“方向”,除了由個體生命的衰老和消亡所帶來的感傷主義情緒之外,時間從未賦予人們一種對歷史的價值判斷,“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4],“霎時新月下長川,滄海桑田變古路”[5]。因此可以理解,當中國近代的那些被西學喚醒的思想者接受“現代”觀念、終於明白何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之時,是一種怎樣的扼腕激動。在被蒸汽機和強權所構造出來的同一個時間敘事中,同一個軌道上,“萬國蒸蒸,大勢相逼,變亦變也,不變也變”[6],他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種強勢觀念,擠上“現代”這一列沒有剎車裝置的“時間快車”。因此可以說,現代以來中國的新文學敘事和當代的革命文學敘事,在其“現代”和“革命”的意義上,都是現代西方“時間政治”催生的產物。

因此,有必要對當代中國的革命或者紅色敘事進行追根和探源。

首先一個直接的來源,應當是西方十八世紀後由歷史的“演化論”主導的小說敘事,典型的像巴爾扎克等十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與時代的社會文化思潮有密切關系,這些作家注意到了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深刻影響,但有意思的是,他們並未與革命家和社會學家們采取同一價值尺度。人文思想傳統的作用,使他們的歷史觀表現為一種與進化論背道而馳的“後視論”視角——歷史不只表現為“進步”,更表現為道德與精神的失落或退化。雨果、斯湯達、巴爾扎克、哈代、狄更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經典作家所表現出的批判精神,大都基於這種立場。可以說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的輝煌,首先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悲劇性的價值視點之上的。恩格斯所讚揚巴爾扎克的理由,也是他“為法國的貴族階級唱了一曲挽歌”。但這些都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恩格斯通過激賞巴爾扎克的“時間感”,而對他的立場所作的合法化闡釋:“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1816年至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因而“他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使讀者從中得到的東西,“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7]“逐年”地、“編年史”式地,寫出一個“時期”的歷史,這是恩格斯肯定他的最重要的理由。因為在這樣的歷史書寫和敘事中,巴爾扎克不自覺地展現了恩格斯所預言和堅信的歷史邏輯,即“資產階級的逐年上升”與“貴族社會的日益沒落”。之後,在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論述里,“表現時代”的概念就不再僅僅是肯定一個作家意義的依據,而且還更強調了“歷史的發展”會改變一個作家原有的意義[8]。作家必須與“時間的進步”達成同步,否則其意義將無法得以保持。由於這樣的觀念的作用,在蘇聯作家那里,不但傳統現實主義作家的“後視”視角被改造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前視”與“未來”視角,革命的“凱歌”觀念取代了資產階級的“挽歌”立場,革命進化論的時間觀徹底改造了原有的敘事方式,而且其小說構思的方式也逐漸演變成了“階段論”的模型。

在這樣的背景下再來看中國當代的小說,其敘事的“時間模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古典敘事中永恒與循環的理念、人本主義與生命感傷主義的時間尺度,均被革命進化論、政治歷史階段論的“時間政治”理念所替代。被俄蘇作家強化的“劃時代”、“分水嶺”以及“多部曲”的時間概念,還有革命政治敘事本身“創造歷史”的時間觀,成為作家所必須依照的歷史概念。作為對革命的政治合法性闡釋最重要的理論邏輯,時間被按照新與舊、黑暗與光明、過去與現在、反動與革命等倫理化的對立模態分割成若幹份,時間的“縱向維度”被前所未有地彰顯出來,並賦予了其鮮明的政治色調、方向感與目的性。這樣,當代文學敘事的結構與美學形態便顯示其獨有的“新”質。

首先,時間的區段化是其第一個顯著特征。正如巴爾扎克在談到英國作家司各特小說的意義及局限時所說的,一個作家應該將自己的作品“聯系起來,編寫成為一部完整的歷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說,每一部小說都描寫一個時代”[9]。司各特沒有做到,而現在他自己要力圖這樣做。這種“時代觀”,大大強化了政治學或社會學意義上的區段時間在小說敘事中的作用。列寧對托爾斯泰作品的最高評價“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的“鏡子說”,其核心意思也在於肯定其小說的時代感。由於這樣的理念,蘇聯的作家紛紛效仿《戰爭與和平》式的多卷本模式,並竭力造成對一個時代的“史詩”性的修辭效果。這種結構形式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中國作家的藝術觀念,像梁斌的《紅旗譜》、《播火記》、《戰寇圖》三部曲,柳青的《創業史》,歐陽山的《一代風流》五部曲(《三家巷》、《苦鬥》、《柳暗花明》、《聖地》、《萬年春》),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四卷本)、李雲德的《沸騰的群山》(四卷本)等,都完全是按照“政治化的時間區段”來結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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