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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新加坡：1950年代東南亞「文創培訓基地」～～新加坡在1950年代可被視為東南亞華語電影最早形成制度化運作的影視文創培訓基地之一，其片廠體系不僅培養專業人才，更建立了完整的電影生產與發行機制，對後來香港電影工業的崛起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1950年代，新加坡的邵氏兄弟與國泰機構所建立的片廠體系，確實具備「文創培訓基地」的幾個關鍵條件：

系統化訓練、產業鏈整合，以及穩定的生產機制。邵氏南洋時期設有演員訓練班、導演與技術人員的學徒制度，並透過片廠內部分工（攝影、剪接、美術、配樂等）讓新人在實務中成長。這種模式，本質上已接近今天所說的「產學一體」或「內容孵化平台」。不少後來活躍於香港的電影人才，正是從這套體系中歷練出來。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當時不只是訓練「技術人員」，而是在培養一整套影視文化生產能力。從劇本開發、明星打造、類型片生產，到市場發行與觀眾經營，這些環節是連動的。也就是說，它不只是教人「如何拍電影」，而是教人「如何讓電影成為產業」。若用今天的語言來說，這確實已具備「文創基地」的雛形。

此前，印尼在更早的1930至40年代已出現本地電影製作體系（如Java電影公司），並逐步形成自身的敘事與美學；泰國亦在戰後快速發展本土電影產業。只是這些體系多半較為分散，缺乏像邵氏與國泰那樣高度制度化、公司化的培訓與生產模式。因此，新加坡的特殊性不在於「最早有電影」，而在於最早將華語電影工業以現代企業方式組織起來。

還有一點很關鍵：新加坡的「基地性」其實是區域性的，而非純本土的。它所培養的人才，並不只服務新加坡本地市場，而是面向整個南洋華人社群，甚至最終流向香港與台灣。換句話說，它是一個「輸出型訓練中心」。這一點與後來韓國或日本那種以國內市場為核心的人才培養模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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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馬來亞時代的馬來電影：華資（邵氏、國泰）電影公司的經驗

馬來亞時代的馬來電影史，往往被簡化為一段以語言與族群劃分的文化記憶：馬來語電影屬於馬來社群，華語電影屬於華人觀眾。然而，若細究其產業結構與美學實踐，便會發現一個更為複雜且富於跨文化動能的歷史現場。尤其是華資電影公司——以邵氏與國泰為代表——在馬來電影發展中的角色，不僅是資本投入者，更是制度建構者與文化中介者，其經驗揭示了殖民晚期馬來亞多元社會中影像文化的交織與協商。

首先，從產業層面觀之，邵氏與國泰的進入，為馬來電影提供了穩定的製作體系與商業模式。戰後的新加坡與馬來亞，電影市場逐步復甦，但本地資源有限，無論是技術設備、專業人才，抑或發行網絡，都亟需整合。邵氏憑藉其在香港累積的製片經驗，將「片廠制度」移植至南洋，建立了從編劇、導演到演員的分工體系，使馬來語電影得以在相對工業化的條件下生產。國泰則透過與地方戲院的聯繫，強化放映與發行環節，形成跨區域的商業網絡。這種以華資為主導的產業架構，某種程度上為馬來電影奠定了「現代電影工業」的基礎。

然而，這種工業化並非單向的文化輸出，而是一種在地化的再創造。邵氏與國泰雖由華人資本主導，但其面向的主要市場卻是馬來觀眾，因此在內容與形式上，必須回應馬來社會的文化期待。1950至60年代的馬來電影，多以傳統故事、民間傳說與道德倫理為題材，例如宮廷愛情、英雄傳奇或宗教寓言，這些題材既符合馬來文化的價值觀，也具有廣泛的情感共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影片在敘事結構與視覺風格上，往往融合了印度電影的歌舞元素、好萊塢的類型片語法，以及華語電影的敘事節奏，形成一種「混血」的電影語言。這種跨文化的美學，不僅是商業考量的結果，更反映出馬來亞社會本身的多元性。

在此過程中，明星制度的建立亦扮演關鍵角色。以比·南利（P. Ramlee）為代表的馬來電影明星，既是本土文化的象徵，也是華資公司工業體系的產物。邵氏與國泰透過合約制度與形象包裝，將演員塑造成具有市場號召力的文化符號，使觀眾在認同角色的同時，也參與了一種現代消費文化的形成。這種明星機制，不僅促進了票房收益，也在無形中塑造了馬來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與生活想像。

然而，華資電影公司的經驗亦並非全然無爭議。其一，資本與權力的不對等，使得馬來電影創作者在某些情況下面臨創作自主性的限制。雖然影片題材多取自馬來文化，但決策權往往掌握在華人製片人或管理層手中，這種「文化代理」的結構，容易引發對文化詮釋權的質疑。其二，隨著1960年代後期政治局勢的變化與民族主義的高漲，文化政策逐漸強調本土化與國族認同，華資主導的電影體系開始受到挑戰。國家對文化產業的介入，使原本以市場為導向的製作模式，逐步轉向更具政治意涵的文化工程。

即便如此，邵氏與國泰在馬來亞時代的歷史意義，仍不容忽視。它們不僅促成了一段馬來電影的「黃金時期」，也為後來的東南亞影像文化留下了深遠影響。從今日回望，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文化從來不是單一族群的專利，而是在不同力量的交會中不斷生成。華資電影公司在馬來電影中的經驗，正是一種跨文化合作與張力並存的實例，它既展示了資本與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也揭示了影像作為現代媒介，如何在多元社會中成為溝通與協商的場域。

總體而言，馬來亞時代的馬來電影，不應僅被視為民族文化的產物，而應理解為一種在殖民歷史、資本運作與跨文化交流中生成的動態實踐。邵氏與國泰的參與，使這一歷史更顯立體：它既是華資南下的經濟行動，也是地方文化再造的契機。在當代全球化語境下，重新審視這段經驗，或許能為我們思考文化產業的未來提供啟示——即如何在市場邏輯與文化多樣性之間，尋找更具創造力與包容性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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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文創教育史]邵氏的南洋叙事

2014年1月7日上午6時55分，香港傳來一後惡耗，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創辦人兼榮譽主席，邵逸夫爵士在家中安詳辭世，享年107歲。邵逸夫爵士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所成立的邵氏兄弟電影公司拍攝過逾千部華語電影，而他旗下的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為香港電視業的主導，多年來佔據本地收視的龍頭位置。他的影視王國深深影響了數十年的華人影視文化，在他的領導下，幕前幕後人才輩出；邵逸夫生前曾致力於慈善事業，歷年捐助慈善事務超過100多億港元，晚年更成立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邵逸夫獎」，支持及表彰世界各地的科研成果。雖然他經已離我們而去，但他的精神永遠長存，就讓我們回顧這位全球最長壽、任期時間最長的上市公司行政總裁，影視大亨邵逸夫先生精彩的一生。

邵氏家族進入電影業，始於大哥邵醉翁。邵醉翁 畢業於神州大學法學科，從影前在金融界、商貿界摸爬滾打，先是與人合資辦中法振業銀行，同時在南北各地兼營三十多家商號，後因經營失利，開始尋求新的投資渠道。

1922年，邵醉翁買下娛樂場所「小舞台」，並改名為「笑舞台」。一字之差，觀眾一目了然：此地為娛樂大眾而立。「笑舞台」主要上演文明戲。當時與他聯手創業的兩位骨幹，便是後來在影史上被稱為中國第一代導演的兩位大家：張石川和鄭正秋。邵醉翁排演的第一套舞台劇，出人意料地大獲成功。後來，張石川和鄭正秋離開「笑舞台」，創辦了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孤兒救祖記》，大獲好評，使邵醉翁深受觸動，電影這個新興行業果然如他所料，有利可圖。1925年6月，邵醉翁創辦了邵氏家族的第一家影業實體：天一影片公司，

取自天下第一、天下一家的意思。

天一開業短短半年，邵醉翁一鼓作氣執導了3部影片：《立地成佛》、《女俠李飛傳》、《忠孝節義》。 這種快速、多產的特點，此後一直貫穿於天一製片公司的日常運作。天一公司的製片宗旨為注重舊道德，舊倫理，發揚中華文明，力避歐化。在後來的很長時間裡，邵逸夫旗下的邵氏兄弟，沿襲了這一宗旨。邵逸夫在美國人開辦的「上海青年會英文中學」唸書時，就已經加入天一，助兄長開拓外埠發行。畢業後他放棄升學，全身投入電影製作。在18歲時，他已經成為攝影師，作品包括《珍珠塔》及《西遊記》等等。

《立地成佛》原本打算在中央大戲院隆重上映，卻與明星公司的排片檔期發生衝突，首映不得不推遲，天一與明星由此結怨。1926年7月，明星公司聯合大中華百合、民新、華劇、友聯等6家公司組成六合影片營業公司，獨家發行6家公司出品的影片，群起杯葛「天一」，「凡簽約六合影片的院線均不得放映天一公司影片」，史稱「六合圍剿」。面對六合公司的聯合封殺，邵醉翁帶著邵氏兄弟離開上海，赴南洋發展。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中心，離泰國、印尼、爪哇、怡保、吉隆坡都很近。那個時候那裡沒有電影，對中國人來說，是很新鮮的玩意。雖然新加坡本地影院不少，但是放的影片大多來自歐美。 邵氏兄弟堅守中國傳統古典題材，帶著6組流動放映車，每組由一人掌管，全套器材在貨架上，然後到鄉下放映一些天一出品的古裝片，極受歡迎。

從1928年開始，邵家三兄弟不斷收購星馬、印尼、泰國、安南的戲院和遊樂場，組成屬於自己的院線和發行網路，十年間開設了110間電影院、9間遊樂場和劇場。邵逸夫其間赴美購買有聲電影設備和學習當地的技術，1932年，因為局勢不穩，「天一影業」決定遷往香港發展，並建立了「天一港廠」。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波及東南亞，香港、南洋地區相繼淪陷，日軍於1942年2月佔領新加坡，邵氏所有戲院充公。淪陷時期，在大哥的主持下，邵氏兄弟依舊堅持以稗史為題材，拍攝一些受普通觀眾歡迎的影片，然而，邵逸夫當時因放映抗日紀錄片、散發抗日傳單，被日本憲兵隊抓走。幸運的是，他未遭嚴刑拷打，兩週之後便被釋放了。

戰後，二哥仁棣回港重建業務，並將「南洋影片」改名「邵氏父子」。同時間，邵逸夫與三哥仁枚的新加坡電影公司「邵氏兄弟」亦重拾軌道。但「父子公司」在港的發展不順，遭「電懋」和「長城」兩大電影公司夾擊，所以邵逸夫決定離開了打拼30年的南洋，隻身來港接掌香港的電影生意；他以32萬元買下「父子公司」的清水灣地皮，興建邵氏影城，自立發展他的電影事業。

1965年，利孝和、邵逸夫、余經緯及英美資金投得香港的免費電視牌照， 無線於1967年正式啟播，開設翡翠、明珠兩個台，採用粵、英雙播音，並由最大股東利孝和為主席，邵逸夫則任常務董事。從香港的免費電視起步，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最初只有員工大約有200人。1970年代，邵氏兄弟踏足當時發展迅速的香港電視行業，與無線電視合作，一同培訓藝員。無綫電視首任董事局主席利孝和與首任總經理余經緯同於1980年先後逝世，而美英資金亦不願派人入主無線，於是他增持股權成為最大股東，成為董事局新任主席，將自己的主力轉到電視行業上。邵氏的電影業務不斷收縮，減少電影製作，最後於1985年賣出全部院線予潘迪生旗下新成立的德寶電影公司，兩年後，邵氏宣佈停止生產電影。從邵氏投產至暫停製作期間，邵氏已製片超過一千部電影，香港歷史悠久的英文報紙《ChinaMail》曾在頭條形容邵逸夫為「全世界最忙的製片家」，不無道理。

邵逸夫主政期間，雖然競爭對手亞視屢次易手，如邱德根、林伯欣等，但無線 歷年的收視大戰，依然穩首龍頭地位，保持至今，無線亦成為市值超逾百億港元的傳媒企業。(荃話題 2014年)

Comment by CERI on November 6, 2020 at 11:07pm

陳煒智《從邵氏電影在星馬，看香港電影曾在南洋的光輝歲月》


圖為1959吉隆坡亞洲影展時，邵逸夫與左起張仲文、丁寧、梅月華、樂蒂、歐嘉慧、林鳳、柳聲等旗下女星合影。。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