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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兼析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

摘要：約瑟夫·奈「軟實力」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學術淵源。盡管在學理上約瑟夫·奈對「軟實力」思想有一定的貢獻，但其真實的目的是服務於美國政治及其國家利益。由於受政治立場和思維方法的局限，「軟實力」思想存在諸多認識上的偏隘。而中國學界對「文化軟實力」的研究，立足中國國情，突出中國特色，已經形成了包括「八對范疇」和「十六個問題域」的理論體系；在戰略定位、宗旨目標、內涵重構、文化作用、體系邏輯、認識的廣度和深度等方面實現了理論創新，超越了西方「軟實力」思想的界域，並為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出一系列學理性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軟實力 硬實力 文化軟實力 理論超越

「軟實力」概念傳入中國已近三十年。三十年來，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呈現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基本特征是「東升西降」。與之相應，學界對「軟實力」的理解和運用，也經歷了一些變化。這種變化的軌跡，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深入發展，歷經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強而日益清晰。十七大報告提出「文化軟實力是綜合國力重要組成部分」，使「軟實力」概念第一次寫進文件，其標誌性意義不可低估。

特別是十八大後，習近平對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意義給予更高的定位：「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談到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時強調「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在談到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時又強調，要「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和「不斷提升」的表述說明黨和政府對文化軟實力越來越重視。

在這個大背景下，構建文化軟實力學術理論體系並不斷推出更多創新成果已成必然之勢。尤其需要指明的是，中國黨和政府一般不單獨使用「軟實力」概念，而是在「軟實力」前添加「文化」二字。這兩個字的添加，絕非可有可無，而是為中國特色軟實力理論創新研究吹響了號角。如何認識這一理論創新？如何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理清「軟實力」思想的來龍去脈，在比較、鑑別和借鑑中，溯源而知新。

一、「軟實力」思想提出的背景及其主要觀點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是「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他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中，首次提出「軟實力」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既有政治背景，也有學術淵源。

從政治背景看，他主要針對的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一書的觀點。肯尼迪認為，軍事擴張使美國正逐步走向衰落，使美國處於令人擔憂的境地。他認為：「在這種令人擔憂的環境中，大國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以比兩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費用用於國防，但仍感到國際環境不夠安全……大國走下坡路時的本能反應是，將更多的錢用於『安全』，因而必然減少經濟『投資』。從長遠看，這將使自己的處境更為困難。」

肯尼迪強調，美國會繼續衰落。1945年以來，美國佔世界GDP的比重持續下降，過去幾年下降得比預想還要快。針對肯尼迪的「美國衰落論」，約瑟夫·奈在書中進行了反駁。他認為，美國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同時在文化、制度、價值觀等方面擁有軟實力優勢。只要能把軟實力優勢轉變為國際影響力，美國註定領導世界。他認定，美國實際上並沒有衰落。當時，約瑟夫·奈並沒有預見到蘇聯會因意識形態信仰扭曲而很快解體，因此他警告：「基於蘇聯的基本資源和軍事實力，在21世紀低估蘇聯這一超級大國將是一個錯誤。」在蘇聯解體以後，約瑟夫·奈開始認識到，西方的音樂、歌曲、娛樂方式等文化生活具有強大的軟實力，是「推倒柏林牆」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真實目的，在於服務美國在冷戰時期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需要。他建議美國在運用軍事、經濟、科技等硬實力之外，還要運用更有效的軟實力。

從學術淵源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曾受到西方一些政治學家的啟發。美國政治學家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將政治權力劃分為武力、操縱、說服和權威四種形式。美國戰略家柯林斯（John M. Collins）把影響民眾思想和行動的政治力量、民眾的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以及起領導作用的因素均視為政治權力的組成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則認為，權威的核心不在於強制和暴力，而在於用價值觀成功地塑造全社會；建立權威就是塑造共識的過程。

上述政治學者所強調的「說服」「民眾的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價值觀」「共識」等，都屬於文化、思想、意識形態范疇，都是「軟實力」的資源。其觀點都不同程度地影響過約瑟夫·奈，而影響最大的是英國現實主義學者卡爾(E. H. Carr)。卡爾把「國際權力」區分為三類：一類是軍事權，二類是經濟權，三類是話語權(文化權、輿論控制權)。在約瑟夫·奈看來，軍事權帶有威脅生存的強制性；經濟權帶有利益誘惑的收買性；而話語權則具有說服、誘導、吸引、同化的柔軟性，把自己想說想要的主張變成別人想說想要的主張，使別的國家心甘情願跟著自己國家走。正是受卡爾「話語權」的啟發，約瑟夫·奈提出了「軟實力」概念。他認為「軟實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和國際機構」。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約瑟夫·奈最早提出了「軟實力」概念，但對其界定是模糊且搖擺不定的，他主要是針對一些國際關係的實際問題，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而其觀點往往隨其對國際形勢的認知變化而演變，並沒有形成系統的軟實力理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一些學者提出「巧實力」概念並賦予比「軟實力」更重要的意義後，約瑟夫·奈本人對軟實力的價值判斷又出現了一定的游移。[下續]（愛思想 2023-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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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國學者蘇珊尼·諾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雜志上提出「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認為實現美國的外交目標，需要把硬實力和軟實力巧妙地結合起來。受此啟發，2007年，約瑟夫·奈和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合作，共同撰寫了題為《巧實力戰略》的研究報告，試圖通過運用「巧實力」幫助美國擺脫外交困境，鞏固美國全球霸主地位。

約瑟夫·奈還針對一本關於美國硬實力的著作寫了一篇書評《巧實力：探尋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平衡》（「Smart Power: In Search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在該文中，他一如既往地批評布什政府對軟實力的忽視，同時強調，要把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效地結合為「巧實力」，運用「巧實力」。但是，他對巧實力並未進行深入解釋。

在《靈巧的超級實力》一文中，約瑟夫·奈又結合「打擊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戰爭」推銷「巧實力」。但他回避了美國同反恐戰爭的關係，認為「這場斗爭的雙方不是伊斯蘭和西方世界，而是伊斯蘭內部的戰斗，對立的一方是少數恐怖分子，另一方則是非暴力的伊斯蘭信徒的主流。美國必須吸引伊斯蘭信徒的主流以使得恐怖分子無法招募新的成員，才能擊敗『聖戰』極端主義。」

「美國需要像冷戰中所做的那樣，把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效結合成『巧實力』。

反恐戰爭既需要軍隊、情報和國際警察部門通力合作來打擊強硬恐怖分子；同時，還要吸引伊斯蘭主流民眾，孤立極端分子；起著關鍵作用的還是軟實力。」

在另一篇文章《巧實力和反恐戰爭》中，他還進一步闡述了「巧實力」在反恐戰爭中的運用問題。而在《美國能夠重獲「巧實力」》一文中，他強調「巧實力」是美國領導世界的「工具箱」。這一思想後來被美國政府采用。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2011年11月，美國奧巴馬政府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宣布美國要實施「轉向亞洲」戰略，或稱之為「亞太再平衡戰略」。即口頭上，盡管美國政府否認遏制中國崛起，但事實上，美國通過重新平衡亞太各國的力量對比，來達到美國重新主導亞太意在針對中國的主要目的。其具體實施的謀略正是運用「巧實力」。

一方面，美國不斷在中國東海和南海炫耀武力，另一方面，又不斷挑撥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到了特朗普總統任期，其巧實力中的軟實力，變成了毫無底線的造謠、誹謗、打壓。拜登上任後，迫於國內政治壓力，基本延續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而無實質性變化。

不難看出，在約瑟夫·奈等人的推動下，近年來美國政界更加青睞和試圖運用「巧實力」。但是，「巧實力」概念並無太多新意。以「軟硬兼施」手法形成「巧實力」，古已有之，難稱其「新」。雖然在宏觀戰略實施過程中，「軟硬兼施」的「巧實力」更有效，乃至其聲譽一度壓過「軟實力」，但就思想創新性而言， 「軟實力」的學術創新價值仍然超過「巧實力」。所以，時至今日，「軟實力」術語出現的頻率仍然比「巧實力」高。

梳理約瑟夫·奈在不同論著和場合中的提法，所謂「軟實力」理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運用非強制性手段控制別國的能力。

約瑟夫·奈提出，傳統觀點認為，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通常是衡量一國實力的重要指標；然而國與國之間的超強實力的來源正在發生變化，不再是擁有資源的能力，而是改變其他國家行為的能力；國家綜合國力可劃為兩種，即硬實力（Hard or Command Power）與軟實力（Co-optive or Soft Power）。國家實力不僅包括資源、經濟、軍事和科技等硬實力，而且還包括文化、價值觀、制度、國際話語權等軟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兩者缺一不可。

對美國來說，在21世紀的超強能力不是擁有多少資源，而是控制國際政治環境的能力以及讓其他國家按照美國意願行事的能力，因此要從過度依賴硬實力轉向同時重視軟實力。在《軟實力的挑戰》一文中，他對「軟實力」概念進一步作了概括，認為「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吸引力，它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來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並獲得理想的結果，目的是使其他國家信服地跟隨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為標准或制度，並按照你的設想行事。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信息的說服力。

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使它的立場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並且鼓勵其他國家依照尋求共存的方式來加強對它們有利的國際制度，那麼它無需擴展那些傳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為何再不能單純依靠軍事力量》一文中，他強調，在21世紀，由於軍事力量的使用會危害一國的經濟實力，加之道德方面的約束，使得軍事力量的使用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不能再單純依靠軍事力量，而應更多地使用軟實力。

他在另一部著作《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中，進一步充實了「軟實力」概念，提出「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來達到目的。這種吸引力來自一國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當在別人眼里我們的政策合法、合理之時，軟實力就獲得了提升」。在該書中，他從行為分佈和潛在資源兩方面比較了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區別。由於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思想旨在服務於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所以他在論述時難免多以美國為例，包括美國如何以軟實力服務外交意圖。他認為，建構世界新格局不能只依靠軍事武力，還要運用文明、文化、價值觀念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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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比較各國軟實力時，約瑟夫·奈提出，在大眾文化領域，「蘇聯文化談不上具有軟實力」；「封閉的體制、缺乏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笨拙的外交政策，這一切都意味著，冷戰期間蘇聯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從軟實力資源角度看，與美國力量最接近的競爭者是歐洲。亞洲國家也具有豐富的軟實力資源。依他的觀點，在亞洲的日本是軟實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總體上亞洲國家軟實力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但是，到2013年，約瑟夫·奈又有新的判斷，認為亞洲的軟實力到2025年會顯著提升，甚至可以達到歷史上最好水平。

單從學術角度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無疑是一個貢獻。這個概念形象地概括了思想、文化、精神、情感、制度、話語權、國家形象等影響力的「柔軟」共性。從這一「共性」出發，約瑟夫·奈認為蘇聯解體是因為「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但他這種觀點是在蘇聯解體14年之後提出的，而在他的「軟實力」開山之作中他對蘇聯的力量還是敬畏的。因此，「從來」一詞，有些欠妥。就事實而言，十月革命勝利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蘇聯文化軟實力可謂生機勃勃，充滿吸引力。僅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不知影響了多少國家的熱血青年。約瑟夫·奈本人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承認，「戰後早期，蘇聯從這些戰略軟資源中獲益頗多，諸如共產主義、跨國的共產主義機構等。」

約瑟夫·奈認識上的偏頗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他僅僅把「軟實力」看成外交戰略和國際博弈的權謀，完全沒有重視軟實力對國內的影響；其二，他沒有從發展演變的角度來衡量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興衰，把蘇聯解體時的軟實力等同於蘇聯全部歷史的軟實力；其三，他提出「軟實力」的宗旨是在論證美國得以在世界上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這顯然有違各國人民對國際民主與世界和平的期盼。

第二，利用信息革命提升「軟實力」，以彌補硬實力的不足。約瑟夫·奈敏銳注意到，信息革命極大地提升了軟實力作用，即提升了意見、文化和政策的吸引力。信息革命、技術進步以及全球化並不能取代某個國家，但會愈發增加國際政治的複雜性。他認為，21世紀美國要想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實力，取決於以下因素：美國經濟保持強勁、社會不衰退；保持現有的軍事實力但又不過度軍事化；不因憑借自己的力量而變得過度單邊主義和傲慢，以致浪費其軟實力資源；不會發生重大災難性事件，使得美國朝著孤立主義方向發展；以更廣闊的、更富有遠見的視野綜合全球利益來重新界定國家利益。

他還分析了非政府組織、信息和通信領域的技術革命對軟實力的影響，認為「信息革命正在造就跨國界的團體和網絡。跨國公司和非政府機構（包括恐怖組織）將發揮更大作用。很多這樣的組織吸引我們的公民加入他們的跨國聯盟，形成它們自己的軟實力。」「信息和通訊領域的技術革命分散了政府的權力，使得個人和團體能夠在世界政治中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

在《權力大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2011）中，他從全球事務的權力分配出發，探討了21世紀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軟實力，分析了軟實力資源如何適應信息時代，以及運用巧實力時為何不能僅僅依靠軍事實力。約瑟夫·奈看到，以往由政府控制的信息現在大眾也可以操縱，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非政府組織和普通百姓很容易獲得軟實力資源；非政府組織和普通民眾可以在家中對政府發動網絡襲擊，甚至制造令全世界感到恐懼的安全威脅。因此，網絡時代的主權國家增加了軟實力的「新邊界」。約瑟夫·奈對網絡無政府狀態表示十分憂慮，他說：「不受監管的網絡世界正變得日益危險，這不僅僅對網絡空間本身造成影響，而且對經濟、地緣政治、民主社會，以及戰爭與和平等基本問題都有嚴峻影響。」「在全球軍事沖突領域，計算機網絡已成為除傳統的陸、海、空、天四大領域之外的第五個領域。」 

約瑟夫·奈關於網絡的見解是睿智的，深刻地反映了網絡給非政府組織所增加的能量，以及給政府組織提出的嚴峻挑戰。他看到了非政府組織和網絡信息相結合，將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特朗普主政四年的美國政府幾乎從反面印證了約瑟夫·奈15年前的告誡：21世紀，美國已經很難「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性的實力」，美國經濟不再「保持強勁」、社會已經「衰退」。當此之時，特朗普卻把「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傲慢」推向了極致；只求選票，不顧民生，乃至造成了大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這是美國軟實力衰敗無法掩蓋的證據。特朗普連任總統的夢碎，顯然有其軟實力失敗導致的必然性，而媒體巨頭特別是互聯網巨頭對特朗普的限制和封殺，無疑加劇了其因軟實力失敗而招致的競選連任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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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導致美國軟實力衰落。

約瑟夫·奈稱，傳統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的實力主要體現為戰爭能力，即軍事能力，隨著20世紀中葉「核時代」的到來，美國和蘇聯不僅擁有工業力量，還擁有核武器和洲際導彈。

然而，當今時代，美國實力的基礎正在發生轉移，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一是核武器盡管威力巨大，爆炸後破壞性比較強，但理論上一般不會使用，除非極端情況。二是民族主義興起，使得通過霸權來控制覺醒的民眾越來越困難。三是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發生巨大變化，後工業時代社會主義國家更多地關注社會福利而不是榮譽，因而除非生存受到威脅，他們已厭惡戰爭。四是對當今人類社會的大多數國家而言，使用武力會嚴重損害他們的經濟實體。

綜合以上情況，約瑟夫·奈認為，在當今國際優勢較量中，軍事實力已不再起主導作用，而經濟實力的影響力將變得越來越大；美國要想保持強大，必須關注軟實力。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的美國實力與戰略》一文中，約瑟夫·奈批評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及之後采取的外交戰略：「世界是不平衡的。如果有人質疑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那麼伊拉克戰爭無疑很好地消除了人們的質疑。」

但他同時認為，美國政府過分關注國家間軍事力量的不均衡是錯誤的，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使得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評論家摸不著頭緒，仍在黑暗中前行，不知如何應對。

在21世紀，美國仍是實力最強的國家，但對越來越多的事務失去控制。盡管美國在傳統事務上應用硬實力游刃有餘，但這些措施不能適應由於全球化和技術民主化所帶來的世界政治轉變。美國缺乏處理國際和國內一些沖突的能力，這些衝突主要是監控轉型發展威脅美國安全的問題。在處理當今社會的一些關鍵問題，如國際金融穩定、反毒品、疾病控制尤其是新型恐怖主義時，單純使用軍事力量並不能取得成功，且有時候軍事力量的使用會產生不良後果。

因此，應重視使用軟實力。約瑟夫·奈還深刻檢討了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由此遭受的災難與仇視，以及帶來的軟實力衰落，即美國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觀對其他國家產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受到質疑。就如何更好地發揮美國的軟實力，他提出了短期、中期、長期戰略。最後，他告誡美國，「與硬實力不同，軟實力的運用更不能實行單邊主義，這是美國還沒有認識到的事實。為了與世界有效地溝通，美國首先需要學會傾聽。」

約瑟夫·奈關於美國「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的分析有其道理，但他把美國權力的局限僅僅歸結於「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軟實力的衰落」則是片面的，未看到問題本質，即美國霸權主義貪婪掠奪的實質。

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實際采納了約瑟夫·奈的觀點，更多地運用了美國的軟實力。然而，美國以功利性為目的的軟實力策略只能在短時間內產生一點戰術效益，不可能改變大的戰略格局，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也不會成功。

二、約瑟夫·奈「軟實力」思想的主要問題

約瑟夫·奈說：「當我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時，我認為它是一個學術概念，以彌補國際關係學者對權力思考方式的不足。」但事實上，約瑟夫·奈是把「軟實力」當作政治武器的。約瑟夫·奈於2022年9月發表新作《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有哪些應做與不應做的事》。盡管約瑟夫·奈並不是主張打「新冷戰」的反華強硬派，不贊成在經濟上和中國「脫鉤」，也不認為「妖魔化」中國有利於美國，但是，約瑟夫·奈始終站在維護美國霸權主義的立場上，這是一以貫之且旗幟鮮明的。只有看清楚這一點，才能正確理解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宗旨和運用「軟實力」的策略。

不可否認，約瑟夫·奈闡述「軟實力」功能、作用、影響，對一系列國際問題作出有參考價值的分析，是他對國際政治學的貢獻。但是，他沒有對「軟實力」概念給出一以貫之的界定，諸多觀點也不夠嚴謹。特別是他的一些「軟實力」觀點因缺少辯證思維而經不起推敲。例如，他曾「提醒」別人對「軟實力」進行「再思考」，而事實上他在提醒過程中的某些論斷同樣需要再思考。

《軟實力的再思考》一文中，針對一些人關於軟實力的看法和觀點，約瑟夫·奈進行了回應。這也是約瑟夫·奈比較集中闡釋他的軟實力思想的一篇文章。但是，他的「再思考」存在明顯不夠嚴謹之處，經不起推敲。主要有以下九個方面。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1, 2024 at 1:31pm

其一，「軟實力是指文化的實力——這個觀點僅部分正確」。約瑟夫·奈在批駁這段引文時，認為某個國家軟實力主要源於那個國家的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他認為，其中「文化」只是軟實力的來源之一。顯然，他對「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不夠深入。因為軟實力的所有要素都無法和文化切割；離開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就無從談起。政治價值觀的取向和對外政策的思路，均與提出者、制定者和規劃者的文化視野、文化功底、文化偏好密切相關，因此文化必然滲透到軟實力的各個環節和要素。因此，文化並非僅僅是「來源之一」。

其二，「經濟實力是軟實力——情況不是這樣子的」。認為經濟實力等同軟實力，顯然站不住腳。不過，約瑟夫·奈認為，經濟實力能夠轉化為軟硬兩種形式的實力，經濟制裁是硬實力手段，財富吸引是軟實力。約瑟夫·奈在這里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區分「經濟實力」和「經濟制裁」。「經濟實力」是硬實力，而「經濟制裁」則是制定和實施某種懲罰性的經濟政策和策略，屬於智慧創造過程，是一種「軟」實力；即便「經濟實力」比較弱的國家，同樣可以利用自身經濟資源的某種特點而具有的相對優勢制裁對手，迫使對手改變政策，這也是一種軟實力。約瑟夫·奈把經濟制裁簡單地等同於硬實力，顯然欠妥。

其三，「軟實力比硬實力更仁慈——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約瑟夫·奈認為，由於軟實力通常被當成硬實力的替代物，所以主張以道德為重的學者和制定政策的人經常使用軟實力。同任何形式的實力一樣，軟實力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關鍵看誰掌控這種實力、如何運用這種實力。

約瑟夫·奈的反駁還可以更深一步。事實上，硬實力本身也是中性的，不存在善惡之分。硬實力僅當被掌握並運用於不同性質的行為時，才有善惡之分。因此，當硬實力被用來維護正義時，它便是「仁慈」的；當硬實力被用來踐踏正義時，它一定是殘暴的。軟實力不同於硬實力，它並非中性的。軟實力屬於意識形態，本身就有正負之分，並不都「仁慈」。服務於霸權主義和侵略者的軟實力，不可能是仁慈的，而服務於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的軟實力，本質必然是「仁慈」的。

其四，「硬實力能夠衡量，而軟實力則很難——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約瑟夫·奈認為，對軟實力資源進行量化是可能的，比如可以測量和比較文化溝通能力、外交資源等；可以通過民意調查來量化一個國家吸引力的變化。事實上，即使硬實力，也不那麼容易量化，對硬實力資源表面上准確的測量在很多情況下是膚淺的，可以成為「有形的謬論」。

上述觀點表明，約瑟夫·奈並沒有嚴格區分「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理論界限。軟實力是相對於硬實力而言的：一切有形的、可以計量的、能表現出強制性作用的實力都是硬實力。而軟實力所以稱之為「軟」，恰恰因為它是無形的、柔性的、難以計量的，表現為精神、情感、智慧、形象、吸引、凝聚、感召等影響力。約瑟夫·奈認為「民調」可以量化軟實力，這種看法也有點簡單化。因為，每個「民」都是活生生的個體，有不同的經歷、處境、知識結構、價值取向和判斷，所以依據「民意調查」來評價軟實力難免存在誤差，甚至是顛覆性誤差。因此，針對軟實力的評價，僅靠「民意調查」的量化研究是不行的，必須進行深入的定性研究，才能觸及問題本質。

對「硬實力資源」的評價，如果完全離開文化軟實力考量和辯證思維，僅僅依據量化研究，那就不僅是什麼「有形的謬論」的問題，而且有時甚至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例如，軍隊數量和武器裝備可以計算其科技含量、數量和威力，但計算結果並不等於戰斗力（硬實力）。軍隊的戰斗力必然是各種要素所形成的合力，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軍人的理想、信念、智慧、忠誠和勇氣，而這些恰恰歸屬於無法計量的文化軟實力范疇。

其五，「歐洲關注軟實力的應用，而美國則關注硬實力的使用——確實如此」。約瑟夫·奈認為，歐洲成功地運用軟實力，使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獲得了它想要的結果，而美國的行為則表現出似乎軍事實力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理念，但應注意的是，單純依賴軟實力或硬實力中的任何一種都不正確，應把二者有效結合成「巧實力」。事實上，在「軟實力」應用上如何評價歐美異同，需具體分析，不應一概而論。現在看來，英國已經「脫歐」，約瑟夫·奈對歐洲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評價，顯然與事實落差很大。但他主張軟實力和硬實力應有效結合，無疑是正確的。

其六，「布什政府忽視了美國的軟實力——這個觀點比上一個觀點更正確」。約瑟夫·奈認為，布什在第一任期內因忽視軟實力而付出了高昂代價，而在第二任期內則顯示出對軟實力更多的關注，開始重視對外政策的價值，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預算。顯然，約瑟夫·奈屬於民主黨人，他批評布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他對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評價是片面的，完全稱不上「更正確」。事實上，布什政府雖然沒有使用「軟實力」概念，卻並沒有忽視軟實力運用。無須多舉，布什的就職演說，乃至其一系列國際戰略權謀，就是其對軟實力的表達和運用。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ugust 31, 2024 at 12:02pm

其七，「有些目標的實現只能依賴硬實力——這是毫無疑問的」。約瑟夫·奈認為，解決所謂「朝核」與「伊核」問題，只有使用硬實力才能取得預期效果。這一觀點值得懷疑。因為，任何硬實力都離不開軟實力，否則硬實力就是一堆毫無靈性和智慧的廢物。特別是他認為軟實力並沒有影響朝鮮和伊朗擁核，顯然不確切。其實，在面對任何所謂威脅時，美國政府向來都是軟硬兼施。在解決「朝核」和「伊核」問題等國際對話、協商與會談當中，美國也是這樣做的。例如，在所謂「朝核」和「伊核」問題的博弈中，處處可見美國的軟實力，而談判被中斷與破裂，無不與武力（硬實力）威脅存在關聯。如果美國政府根本不考慮朝鮮的合理安全關切，只知尋求朝鮮半島「無核化」，那近於緣木求魚。

其八，「軟實力很難把握——這個觀點部分正確」。約瑟夫·奈認為，政府能夠傳播大眾文化，但不能改變大眾文化，所以軟實力的核心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他實際上認為軟實力的創造主體既有政府組織，也有非政府組織，其中非政府組織難以控制。但不論是政府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作用並不相同，故不能僅僅依據非政府組織數量的多少來衡量軟實力的強弱。約瑟夫·奈曾以美國非政府組織多、中國非政府組織少來斷定美國軟實力如果打90分，中國軟實力則只能打60分。顯然，他完全忽略了國情差別，認識過於簡單。事實上，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主要來自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五千多年源遠流長的民族精神與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緊密融合，在中央堅強領導的政治組織優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作用下，其實力之強大，絕非西方非政府組織所能望其項背。

其九，「軟實力與當下的恐怖威脅無關——這是個錯誤觀點」。約瑟夫·奈認為，西方需要用硬實力來對付本·拉登這樣的極端恐怖分子，但在伊斯蘭世界的內戰中，需要適時贏得人心的戰略，軟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這里，又一次顯示出約瑟夫·奈認識的片面。消除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共同責任，但反恐必須標本兼治。從長遠看，治本更加重要。只有清除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才能根除恐怖主義。約瑟夫·奈把「反恐」僅僅歸結為伊斯蘭世界的內戰，顯然有撇清美國因素之嫌，這可另當別論。但他認為對付本·拉登式的極端恐怖分子只能使用硬實力，可能有點絕對化了。事實上，美國在伊斯蘭世界所做的「爭取人心」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問題是，美國對伊斯蘭文化的偏見、對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對以色列的偏愛，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掠奪，才是滋生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的「土壤」。因此，軟實力必須以公平正義為前提和基礎。

三、「文化軟實力」研究及其理論創新

「軟實力」概念傳播到中國後，中國學者基於中國文化的背景，對其進行研究和闡釋，結出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理論果實。1993年，中國有學者曾提出「軟權力」（實則是「軟實力」）概念及其內涵，其中包括政治系統和政治領導、民族士氣和民族精神、國際形象、對外戰略、確定國際體制的能力以及科學技術等范疇。

經過十多年發展，中國學者開始自覺地從不同視角推動「文化軟實力」深化研究。

（一）中國學界深化研究文化軟實力的五個維度

（1）關於「文化軟實力」的內涵研究。包括歷史生成、語義分析、外延遞減、文化功能等著眼點。有學者則基於廣義或狹義文化、文化功能整合、文化創生力、文化在綜合國力中的作用等視角進行研究。

（2）關於文化軟實力構成要素研究。包括「資源要素說」（即從文化軟實力資源的來源分析其構成要素）、「合力要素說」（即從文化軟實力的「力」的具體表現來切入）。

（3）關於文化軟實力特征屬性研究。包括無形性、非強制性、人性化及作用時間持久性；內容結構的層次性、作用方式的隱蔽性和實施效果的不確定性；社會主義導向性、時代性和民族性。

（4）關於文化軟實力實踐研究。重點是梳理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成就；也有學者揭示文化軟實力建設存在的問題及面臨的困難；還有學者揭露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的蛀蝕和破壞；另有學者則著眼於學習借鑑國外文化軟實力發展經驗。

（5）關於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路徑。對這個維度，學者們的討論和研究比較多。他們多是從宏觀視角提出一些對策建議，諸如「五化能力」「四種戰略」「系統十力」等；也有學者專注於從某一具體領域，比如文化體制改革視角、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角、提升國際話語權視角等進行研究。

總體來看，這期間「文化軟實力」研究是與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同頻共振的。盡管這些研究見仁見智，各有優長，也難免各有偏隘，但畢竟標志著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已經告別了那種照搬西方、囿於介紹約瑟夫·奈觀點的「模仿階段」，真正進入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階段，為文化軟實力研究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ugust 30, 2024 at 7:39am

（二）中國學者對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

需要指出的是，學界對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主要源於中央對文化和文化軟實力研究的重視。十八大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

習近平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講話中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從「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中國夢的宣傳和闡釋」「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和「提高國際話語權」等多個維度，為文化軟實力研究理論創新指明了方向。而此後，習近平關於「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講話，又為建構中國特色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拓寬了研究視野。正是立足這一文化軟實力研究的宏大背景，我們對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形成以下若干思考。

1.從學理層面來看，軟實力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文化軟實力總是受制於特定國家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在思想導向上必然有別於其他國家。「軟實力」來到中國，只有扎根中國文化土壤，才能根深葉茂並為我所用。我們在研究「軟實力」時，理所應當推動「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使之中國化、時代化、系統化、大眾化，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因此，對西方「軟實力」思想進行實質性改造和理論超越，勢在必行。這種改造、創新和超越的目的，就是要使「軟實力」研究扎根中國大地，形成中國特色，服務中國利益。

2.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最重要的任務是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就很難形成有說服力的話語權。因此，必須在頂層設計的規劃下，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確定科學合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內涵、基本范疇、體系架構、理論價值、研究宗旨、研究的問題域等，使中國文化軟實力具備獨具中國特色的系統邏輯架構。基於上述考慮，立足中國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質，我們把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歸結為「八對范疇」和「十六個問題域」。

八對范疇：（1）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關係；（2）文化軟實力和物質硬實力的關係；（3）古代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軟實力的關係；（4）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人類共有價值觀的關係；（5）文化多樣性與文化軟實力一元指導的關係；（6）文化產業商品屬性和文化產業意識形態屬性的關係；（7）文化軟實力生成的內環境和外環境的關係；（8）文化軟實力基礎研究和對策研究的關係。

十六個問題域：（1）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文化軟實力；（2）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軟實力；（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軟實力；（4）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軟實力；（5）當代中國教育的文化軟實力；（6）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軟實力；（7）當代中國新聞傳播的文化軟實力；（8）中國文學藝術的文化軟實力；（9）民主法治建設的文化軟實力；（10）中國民族政策的文化軟實力；（11）中國宗教政策的文化軟實力；（12）中國文化產業的文化軟實力；（13）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文化軟實力；（14）中國國際交往的文化軟實力；（15）中國國家形象的文化軟實力；（16）中國文化軟實力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當然，作為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研究的延展，還需要有與國外學者的對話及研究方面的內容。

（三）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對西方「軟實力」思想的超越

上述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從四個方面超越了西方「軟實力」思想的界域。

強化了文化軟實力的戰略價值。文化軟實力強弱事關民族和國家的興衰成敗。西方學者對軟實力作用的認識，往往只停留在指向具體對象的戰術層面上，還沒有上升到具有普遍規律的戰略高度。而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理論研究從根本上超越了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西方立場。無論是美國共和黨，還是美國民主黨，都是把軟實力研究作為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手段。我們則摒棄其侵略擴張的霸權主義傾向，而著眼於增強自身綜合國力。對內，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價值引領力；對外，樹立中國和平友好形象，營造和諧的國際環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突出了「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地位，拓寬了「軟實力」的內涵。約瑟夫·奈把文化看成軟實力要素之一，我們則把「文化」置於「軟實力」的靈魂和經緯的地位，使文化發揮根本性的作用；「靈魂」把握軟實力方向，「經緯」貫穿軟實力各環節。系統地建構了中國特色的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約瑟夫·奈雖然提出「軟實力」概念，但並沒有形成軟實力理論體系，我們則通過概念界定、宗旨改造、邏輯重構、內涵拓展、功能延伸，設計出八對范疇和十六個問題域，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超越了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的思想界域，不僅賦予「軟實力」以鮮明的中國特色，而且從學理層面超出了西方國家關於「軟實力」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August 29, 2024 at 8:49pm

（四）關於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思考

（續上）綜合考慮中國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實踐，我們認為，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水准，應著力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科學界定「文化軟實力」概念，為中國特色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奠定學術基礎。要深刻把握文化軟實力和物質硬實力的辯證關係，給「文化軟實力」以更清晰、更明確、更合理的定義。文化軟實力是所有難以看見、無形的、難以量化的、非資源性、非物質性、非社會實體性、擁有柔性和滲透性作用的力量，諸如精神、道德、智慧、情感的力量，其主要功能是以非強制性方式影響人心、塑造觀念和引領價值取向。

著眼於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來提高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戰略定位。約瑟夫·奈進行「軟實力」研究，只是為美國進行國際政治博弈獻計，旨在為維護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出謀劃策。我們發展文化軟實力，必須跳出約瑟夫·奈的「宗旨藩籬」：對外，倡導和平，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領，著眼於在國際上傳播好中國聲音，樹立好中國形象，掌握好中國話語權，營造好和平、合作、和諧的國際關係；對內，著眼於統一思想、凝聚人心、堅定理想信念、增強文化自信、深入推進理論武裝，大力倡導精神文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努力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一言以蔽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旨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營造良好的國內外思想文化輿論環境。

將「文化」作為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靈魂」和「經緯」。西方學者往往把文化看成軟實力的一個要素，使其與「價值觀」「制度」「政策」「話語權」等平行並列。我們則必須把「文化」擺在「軟實力」最高層次上，使其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缺少文化高度的軟實力是短視的，缺少文化深度的軟實力是膚淺的，缺少文化廣度的軟實力是狹隘的，因為它視野狹窄，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很難統攬全局。缺少文化開放的軟實力是封閉的，因為它容易坐井觀天、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更何況，離開文化，價值觀、制度、政策、話語權都無從談起。因此，必須把文化建設作為「軟實力」發展的第一要務。

將全方位塑造人的人文精神作為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中之重。凡是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文化是人創造的，說明人是文化的主體。文化的作用，在於「以文化人」，說明人又是文化的客體。因此，發展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人本」原則。文化軟實力建設實質就是對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熏陶和自我熏陶、塑造和自我塑造。一言以蔽之，就是全方位塑造人的人文精神。文化軟實力建設只有對全社會人進行全方位的人文精神塑造，才能使文化軟實力生生不息，越來越強大。

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文化軟實力建設的理論基石。其實，價值觀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總是與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關。那些沿襲「冷戰」思維的美國政客，無視美國自身暴力、凶殺、種族歧視等嚴重問題，卻經常以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為借口，上演抹黑中國的丑劇，這樣的「雙標價值觀」只能令人鄙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當然重要，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發展強大所依靠的，最持久、最深厚的動力是其核心價值體系與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經過長期探索凝練出來的，最適應中國發展進步要求，我們豈能廢置不用而照搬美國虛偽的「雙重標准」的價值觀。

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最大優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蕩潮流中站穩腳跟的根本所在。其中許多精華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度、蘊含當代價值和具有永恆魅力的文化基因。對此，約瑟夫·奈也承認。他認為，「軟實力」概念並不具有美國特色，中國古人對軟實力很早就有深刻的理解和嫻熟的運用，並以老子思想的例子予以說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涉及治國理政、哲理智慧、人格修養、勵志立志等方方面面。只要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將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吸引力，從而鞏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獨特優勢。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兼析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愛思想 2023-07-03；作者單位：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長沙410082]；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P188—P203）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30, 2024 at 2:51pm

石之瑜·張登及：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

【內容提要】從自我認同與群體歸屬兩種需要的分析視角，作者得出了四種觀察中國與「非中國」之間關係的視野: 國家、亞洲、文明與天下。其中，從中國的角度出發，觀察「非中國」的視野主要是國家與天下。如果繼續按照自我認同與群體歸屬兩種需要的區分，我們可得出國家權力、霸道、主權身份以及「中心-邊陲」四種敘事的文本。簡言之，看待「中國崛起」不是一件純粹的「客觀」之事，而是涉及觀察者的群我關係之深層需要。「中國研究」不僅是一個應該適應國情並隨之調整的方法論問題，而且它還涉及「知識」形成的前提，亦即中國與「非中國」關係所涉及的群我關係。群我關係的形成與認知須靠文化形塑，進而使行為主體形成對中國崛起的認識角度與文本選擇。

中國崛起」的印象幾乎無所不在。在社會科學語言中, 既有中國崛起是「中國威脅」的論調, 也有中國崛起是機會的說法, 還有的認為中國崛起是中國一種軟實力的表現。在中國的外圍, 幾乎在每個不同的社會中都有自居其比中國更「中國」的逐鹿中原者, 但也有鼓吹能吸納中國崛起現象的亞洲主義者, 此外還有安於邊陲以依附中國者。

來自崛起的中國社會對外界的認知當然有不少響應: 有以和諧世界為因應來抵消「中國威脅」之印象者;有以理當崛起自況, 進而質疑為何外界不能接受強大中國之強硬態度者。中國崛起的意義於是變化多端, 顯然受到敘事者對中國的認知制約。

不過,敘事者對中國的認識必有其脈絡,尤其受到自己與中國之間有何關系等認知的制約。比如,與中國交往關係有一千年以上且與中國關係交錯重疊的越南、最早對中國輸出佛教且被歐洲殖民的印度、放棄保護白人政策轉而追求全球性的澳大利亞、既想維持華人特性又要避免刺激鄰國的新加坡以及在帝國主義侵擾下一度追求「脫亞入歐」的日本, 筆者在這裡不一而足。它們所選之觀察角度, 無異於敘事者同時在處理自身與中國的應有關係。

群己關係首先涉及群的面向, 即當觀察者認為自己與中國屬於同一群體時, 它們則會觀察崛起的中國是否會與自己形成日益相互開放之勢, 進而構成為一個更大的群體;或者它們認為, 由於不屬於同一群體, 與中國往來而實在無利可圖。群己關係第二個涉及的是「己」的面向, 即觀察者會根據崛起後的中國來考察其是否與自己屬性相同, 進而考察中國是否會繼續 (或即將)對自己形成排擠或征服的壓力。

一，詮釋中國崛起

(一 )中國的屬性

在既有的觀察中國崛起的視野中, 根據敘事者對於中國的兩種不同判斷, 即中國是否為自我中心(中國與「非中國」①身份屬性是否相同) 以及兩者是否能歸屬同一群體(中國與「非中國」是否可屬於相互隸屬的社群) ,我們將上述兩者交叉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參見表 1):第一類是耳熟能詳的國際關係預設, 即敘事者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份屬性相同但群體歸屬不同的關係。不管理論家們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或建構主義間如何往返辯論, 他們都一概視中國與「非中國」為屬性相同但群體歸屬不同的關係。

1.本文「非中國」大致是指在不同歷史時空裡,「中國」這一實體之外的其他群體。它可以具有不同的視野來凝視和思考「中國」對它的意義。它可能是現代主權國家, 但又不必然是現代國家。它也可以是一個「文明」、「被保護國」、「部落聯盟」、「帝國」或「經濟體」。因此, 本文不宜直接使用「外國」一詞, 而使用「非中國」稱之。

（石之瑜&張登及，2010，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1期，中國與國際秩序的再思考:一種政治社會學的視角; [關鍵詞]中國崛起; 天下; 民族國家; 文明; 亞洲主義；[作者簡介] 石之瑜，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登及， 中正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台北　郵編:10002)）（下續）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July 26, 2024 at 9:30pm

此視野一方面把中國看成是具有一貫的、恆常不變的特質概念或實體, 以「民族國家」為本體論的視野隸屬之。民族國家的實體邊界是清晰的、僵固的和封閉的,任何外人都難以隨意獲得中國的身份或代表中國發言, 只能由中國代表自己發言。① 雖然這樣的視野最流行於美國, 但包括中國在內的當代國際關係知識界與政策實務界也多半會援用這一視野來認識自己。

第二類是敘事者視中國與「非中國」為身份屬性相同, 且群體歸屬也能相同的關係。華人學界晚近提出的「天下觀」屬之, 因為中國的本體是混雜於天下之間的。在這一視野下, 中國的國家概念或身份是可臨摹的, 是可以被穿透、參與和超越的。各國包括越南、韓國與日本都有天下觀的信仰者。他們在天下觀之下, 可以取得與天下其他成員求同存異的階序關係。②

第三類是敘事者視中國與「非中國」為屬性不同且群體歸屬也不同的關係,即中國與「非中國」是具有不同本體特質的存在形式,且這些實體之間是不能相融混同的。③例如,近代印度知識界始終有這樣的觀點,中國和印度的文明交流不輟,④但並但未匯於一流,可稱之為「文明觀」。① 在日本知識界也有以文明界定中國的論述脈絡。②

①這種視角是當代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無論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或建構主義)與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完美結合。主流理論一概接受「國家」作為「統一行為體 (unitary actor)」的假定, 並認為只有如此假定, 才能有效進行國際政治分析。「國家」在方法與本體上都是某種「實體 (entity)」。在此視角下, 任何國家, 特別是其「文明」與西方差異如此之大的「中國」, 自然容易被看成是封閉的、恆定的實體, 並具有與「西方文明」不可調和、不可跨界的特征。參閱David A.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參見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簡介》, 台北: 台灣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

③ 西方學界近年出現的「自由帝國主義」倡議即認為, 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屬於「現代國家」, 它們沒有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the Westphalian System)的框架。但西歐與北美諸國則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以其所謂的人權等觀念超越了主權, 可謂「後現代國家」。這兩者間的區別是文明性質的, 暗示著前者無法自力升華成後者,而有賴「自由帝國主義」之「政權改造」。例見 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The Observer, http: / /www. observer. co. uk/Print/0, 3858, 4388912, 00html >。

④ [印度 ]沈恩 (Amartya Sen)著,陳信宏譯:《好思辯的印度人》,台北:先覺出版社 2008年版,第八章之內容。

但它與著名的「文明衝突論」大不相同, 因為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所謂的「文明」, 必須依附於現代主權國家方可行動。

第四類是敘事者視中國與「非中國」為屬性不同但群體歸屬相同的關係, 即「中國性」與「非中國性」雖是不同的, 但「中國性」可以加入吸納「非中國性」(或者相反,「中國性」可以被吸收到一個更大的群體中)。人們可以透過某種機制, 不斷充實「中國性」的內涵, 因此中國的本體是一種不斷豐富與吸納的過程, 主要以長期主導日本思想界的「亞洲主義」為代表。盡管亞洲主義流派分殊且多元 而且, 在韓國和中國都有亞洲主義的信徒, 但他們共同采取的亞洲視野或曰東亞視野皆消解了中國的民族國家性質, 並以此與歐美或西方相對。一方面,「亞洲 /中國」與西方迥異; 另一方面, 亞洲不斷吸納西方並相互融解,③ 成為差異但同群的本體性質。

(二 )四種視野分析

1. 民族國家。觀察中國崛起最常見的第一個視野是將中國視為國際體系內另一個典型的國家成員,受到國際體系權力平衡法則的制約。④ 這種角度傾向認為,當國家實力相對不足的時候,它應憑借加強軍備與參加結盟來制衡強權的侵犯。在國家實力相對強大的時候,透過裹脅與擴張來鞏固自己的優勢。根據國際政治學的體系理論,國家行為體之間的唯一差別在於它們的權力大小, 而國際體系的性質則是根據國家之間權力分布的狀況而決定的。因此,某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屬性總是相同的,也不因為國家領導階層的信仰、種族或階級而出現差異,並且各個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是互斥的,一國相對實力的增長就必然會構成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

① Victor M. Fic, The Tantra: Its Origin, Theories, Art and Diffusion from India to Nepal, Tibet, Mongolia, China, Japan and Indonesia,New Delhi: Abhinav, 2003.

② 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Tokyo: Kenkyusha, 1941.

③ 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版;吳展良編:《東亞洲近世世界觀之形成》,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 [日 ]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譯:《文明的生態史觀》,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

④ 典型分析參見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S:Addison- Wesley Press, 1979;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ism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5,No. 1,pp. 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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