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nt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Saturday

從「錢學森之問」到科研「民粹主義」

科研成果不是靠包裝和炒作就有「革命性突破」的，科技創新不可能因為各類機構的評比和媒體鼓吹就能「引領世界」。只有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真正仰望星空，摒棄拜金主義，靜心篤志，心無旁騖，力戒浮躁，甘坐「冷板凳」，才能依靠「數十年磨一劍」的苦功夫，贏得科技強國的明天。

針對一些媒體報道科學成果時偏好用「重磅」「諾獎級成果」「革命性突破」等詞句，在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田剛尖銳指出，此類新聞吸引眼球卻不符合實際，除了誤導公眾，編造盲目樂觀情緒，與科研工作應有的腳踏實地、求真務實氛圍不匹配，還可能破壞學術風氣和科學發展的正常秩序，助長浮躁風氣。

媒體的「嗨」與一段時期以來科研領域少數人員和機構的自「嗨」同根同源，既有利益驅動，也存在體制機制的種種誘因。此前針對科技工作者狀況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半數參與調查者認為，科研學術領域急功近利、學風浮躁問題比較嚴重。

事實上，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短板依然突出，重大突破性、原創性成果還很缺乏。中國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要行高致遠，無論是科研人員，還是政府部門、相關機構、市場主體以及公眾，都必須力戒浮誇浮躁之心，媒體更不能為了迎合社會心理及收割流量，助長科研「民粹主義」的不良風氣。

科研界需要風清氣正的環境氛圍。科研是漫長而艱辛的過程，科研成果不是靠包裝和炒作就有「革命性突破」的，科技創新不可能因為各類機構的評比和媒體鼓吹就能「引領世界」。科技報道乃至科研領域的浮誇風氣，再次敲響「錢學森之問」的警鐘。

在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任何其表虛浮、其心不安的躁動，都不利於研究人員攻堅克難和攀登科技高峰。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只會扼殺科研和創新的內生動力，把真正的科學家給毀了，把可能出現的突破性攻關成果給毀了。

科技演進的歷史一再表明，科學研究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業，需要從相關機制保障善待科學研究、尊重科學家，也需要營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不斷鞏固和呵護好科技人員探索真理的好奇心。

中國科技事業近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與廣大科技工作者拼搏奉獻、勇攀高峰緊密相關。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依靠科技創新塑造發展新優勢，我們尤其需要營造良好的環境，進一步引導科研人員沉下心來搞研究、心無旁騖搞創新。

為引導和激勵廣大科研人員樹立正確的成果觀，真正做到厚積薄發而不是拔苗助長，2019年出台的《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要求，大力弘揚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反對盲目追逐熱點、隨意變換研究方向。只有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真正仰望星空，摒棄拜金主義，靜心篤志、心無旁騖，力戒浮躁、甘坐「冷板凳」，才能依靠「數十年磨一劍」的苦功夫，贏得科技強國的明天。

科學家受社會風氣影響，也影響社會風氣。科學家應受全社會尊重，也應該符合社會期待。某種程度上，進入科研的象牙塔，科研人員就選擇了淡泊名利、醉心學問的生活方式。

其實，心境淡泊，不僅是對科學研究者的要求。正如有論者所說，浮躁是時下社會很多領域的弊病，不能單單擇出科學家來求全責備。確實，我們必須看到科技「浮誇風」背後的問題。

比如，過去一段時間，為便於考核績效，許多科研機構習慣於「以數字論英雄」，拿論文和項目數量統計科研人員的貢獻。這種績效考核忽視了科學研究的規律。不少業內人士呼籲，要建立健全以創新能力、質量、貢獻為導向的科研人員評價體系，形成並實施有利於科研人員潛心研究和創新的評價制度。

「科學，無盡的前沿」。前沿和未來的奧秘在哪裡，我們並不知道。探索未知世界，我們需要更多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的科研工作者，在追求真理、崇尚務實的良好氛圍下，堅定地向著未知領域邁進。

（原題：科研浮誇風讓關於「錢學森之問」的思考愈發沉重；作者：方大豐；2022年03月15日；來源：工人日報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11, 2024 at 3:15pm

 沈致隆·科學與藝術結合培養有創新精神的人

「愛因斯坦的理論具有最高的審美價值」「數學很美」……科學家們這樣說，是因為大自然本身簡潔有序、高度概括、和諧統一，具有無比美妙的規律。科學研究過程中需要科學家的直覺、靈感、想像和形象思維能力，需要科學家的情感動力和對美的追求，所以傑出科學成果中具有明顯的審美要素。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多處提到創新人才培養問題：「著力提高學生……勇於探索的創新精神和善於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探索發現和培養創新人才的途徑」「形成各類人才輩出、拔尖創新人才不斷湧現的局面」。

怎樣增強學生的創新精神？什麼是培養創新人才的途徑？本文在古今中外實例的基礎上，論述科學與藝術的共性、審美和藝術教育對發揮想像力創造力的作用，探討創新人才的特征。

「錢學森之問」啟示科藝結合

2009年11月，錢學森去世不久，安徽省多位教授發表了給教育部部長的一封公開信，提出了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之問」的來龍去脈，要由2005年7月29日溫家寶總理去錢學森家裡看望他時說起。總理向他介紹了航天方面的工作後，錢學森說：「您說的我都同意。但還缺一個。我要補充一個教育問題，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問題。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沒有這些是不行的。小時候，我父親就是這樣對我進行教育和培養的，他讓我學理科，同時又送我去學繪畫和音樂，就是把科學和文化藝術結合起來。」

在聽見總理贊同自己的意見後，錢學森坦誠指出了中國教育的缺陷：「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

錢學森從小在父親的督促下同時學習科學與藝術，不僅科學課程成績優異，而且在書法、繪畫上盡顯才藝。1929年錢學森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後常去聽音樂會，且成為學校樂隊的主力圓號手。

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導師與合作者、20世紀最偉大的航空工程學家、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實驗室領軍人物馮·卡門曾說：「我的朋友錢學森是1945年我向美國空軍科學顧問組推薦的專家，他是美國一流的火箭專家……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對美國火箭研究作出過重大貢獻，是一個無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進了高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科學的發展，他這樣的天資是我不常遇到的。人們都說是我發現了錢學森，其實是錢學森發現了我。」

錢學森無論早期在美國工作，或者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軟禁，還是回國投入「兩彈一星」的事業並成就不朽功勳，只要聽到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英雄》）或鋼琴奏鳴曲《悲愴》，他的心便會與之共鳴，感受到一種崇高力量的激勵和催動。在這壯美音樂的激勵下，他領悟了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和他此生的使命。

1991年10月16日在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的授獎儀式上，錢學森在講話中說：「下面我還要利用這個機會表示對我愛人蔣英同志的感激……她是女高音歌唱家，專門唱最深刻的德國古典藝術歌曲，正是她給我介紹的音樂藝術以及這些藝術裡包含的詩情畫意和對於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豐富了對世界的認識，學會了藝術的廣闊思維方法。或者說，正因為我受到這些藝術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機械唯物論，想問題能夠更寬一點、活一點。」

錢學森為什麼說「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特別強調文化藝術修養對於培養科學創新人才的重要性？這不得不從科學與藝術的共性談起。

科學與藝術求美的共性

表面上看，科學和藝術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為什麼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教授說，「科學與藝術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誰也離不開誰」，並題詞「融合科學與藝術，發展世界之和諧」？這就要從科學與藝術的共性說起。

科學與藝術的重要共性之一，就是對美的追求。也就是說，科學不但求真也要求美，科學家像藝術家一樣追求美，是科學取得創新性成果的原因之一。

莊子說：「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是因為大自然本身很美，揭示大自然規律的科學原理、方程、實驗，也必定存在著審美要素，這是很多著名科學家的切身體會。

英國劍橋大學經典名著《數學原理》的作者、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特蘭·羅素說：「數學包含的不僅是真理，也是無上的美，一種冷峭而嚴峻的美，恰像一尊雕塑。」

對愛因斯坦創建相對論給予重要影響的荷蘭物理學家、19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洛倫茲說：「愛因斯坦的理論具有最高的審美價值，每個愛美的人都希望它是真的。」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著名物理學家羅森評論愛因斯坦：「在構造一種理論時，他所采取的方法與藝術家所用的方法具有某種共同性，他的目的在於求得簡單性和美。對他來說，美在本質上終究是簡單的。」

自牛頓以後英國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量子力學的創始人、31歲即獲得193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劍橋大學教授狄拉克，在領獎演說中的名言是：「物理學理論都應具備數學美。理論物理學家的工作，就是以漫長的一生追求美。」

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囊括菲爾茲獎、沃爾夫獎、克拉福德獎三項大獎的哈佛大學數學教授邱成桐說：「數學很美。數學的美和藝術的美是相通的。數學家追求的研究成果必須是真的。真與美總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對美的探究和追求，是讓數學家不停鑽研的動力。」

科學家這樣說，是因為大自然本身簡潔有序、高度概括、和諧統一，具有無比美妙的規律。科學研究過程中需要科學家的直覺、靈感、想像和形象思維能力，需要科學家的情感動力和對美的追求，所以傑出科學成果中具有明顯的審美要素。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11, 2024 at 8:43am

（續上）愛因斯坦從6歲起到14歲正規學習並演奏小提琴，具有很高的技巧和修養，可以舉辦獨奏音樂會。這一事實，人盡皆知。他從小學到大學都被認為沒有出息，大學畢業後被關在學術機構大門之外，不得不在瑞士伯爾尼專利局當小職員，工作日審查專利，週末組織樂隊排練演出，當然談不上申請科研經費和科研項目，更沒有先進的設備和實驗室，也無名師指導。

但人們說，1905年是世界科學史上的里程碑，因為愛因斯坦這位當年26歲默默無聞的專利局小職員，在承擔著結婚、生子重任的同時，在物理學的三個未知領域內齊頭並進，在不長的時間裡發表了三篇重要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分子熱運動論所形成的平靜液體中懸浮粒子的運動》和《有關光的產生和轉化的一個試探性觀點》，分別揭示了狹義相對論原理、布朗運動的數學規律和光的量子本質，如閃電劃破了理論物理學的夜空，創造了人類科學史上的奇跡。他究竟靠的是什麼？

除了深厚的物理學、數學造詣和頑強的科學探索精神之外，愛因斯坦在科學研究中運用了形象思維，發揮了藝術家的想像力，體現了驚人的創造才能。

相對論自1905年誕生以後，很少人理解並接受。直到1919年5月日全食，英國天文學家在非洲和南美都觀察到光線通過太陽引力場時的偏轉，而且與愛因斯坦根據廣義相對論數學推導出的偏轉角度一樣，證明了時空彎曲，相對論才獲得廣泛認可。

這時愛因斯坦說出了驚世駭俗的名言：「我相信直覺和靈感……當1919年日食證明了我的推測時，我一點也不驚奇，要是這件事沒有發生，我倒會非常驚訝。想像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

「直覺和靈感」既是藝術構思的特征，也是科學創新的特征，想像是科學從藝術過程中獲取靈感的重要手段。

不僅如此，愛因斯坦曾以自嘲的口吻說：「為什麼創建相對論的人不是別人而是我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不會研究空間和時間的問題，這是他在童年時早已經思考過的問題。但是我的智力發育滯後，所以一直到成年，才開始對時間和空間的問題產生好奇心。因此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比起正常的兒童，自然會更加深入。」

音樂既是時間的藝術，也是空間的藝術，愛因斯坦高超的音樂素養，使他比一般科學家具有更高的空間智能，這恐怕也是促成相對論在他頭腦中誕生的原因之一。

除相對論外，現代科技兩大支柱的另一個是量子力學。而量子力學重要創始人中，德國的普朗克、海森堡、玻恩，法國的德·布羅意，奧地利的薛定諤和泡利等6人，分別獲得1918年、1932年、1954年、1929年、1933年和194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都和文學藝術有著不解之緣。

普朗克（Max Planck）是量子力學最重要的奠基人，但他上中學時就擅長演奏鋼琴、管風琴和大提琴，還曾為多首歌曲和一部輕歌劇作曲。普朗克每次和愛因斯坦討論學術問題的間隙，常常合奏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鳴曲，愛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彈鋼琴。

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27年提出的「測不准原理」。這一原理被認為是自然科學中最深奧、意義最深遠的原理之一，給予人類認識自然和社會全新的視角和方法。海森堡10歲就可以用鋼琴流暢地彈奏巴赫的經典作品，成年後與其師玻恩在兩架鋼琴上同時演奏雙鋼琴奏鳴曲，更被人們稱贊為「出神入化」。

另外三位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中，泡利對德國詩人歌德的作品極有研究。德·佈羅意曾獲得歷史學學士學位和文學碩士學位。薛定諤曾出版過詩歌作品，為解釋量子態的疊加，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實驗「薛定諤的貓」，想像力無比豐富，比喻十分神奇，不能說與其詩歌造詣沒有關係。

1983年在哈佛大學誕生了掀起全球教育改革浪潮的多元智能理論。其創始人霍華德·加德納教授說：「少年時代我曾是一個認真執著的鋼琴家，同時還熱情地投身其他藝術活動……因此我早期的學術目標，就是在心理學領域中為藝術尋找一席之地……如果沒有對藝術長期的興趣和研究，我是絕對不可能提出多元智能理論的。」

中國科學家的文學藝術修養也毫不遜色。除錢學森以外，地質力學的創始人李四光創作了中國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此曲曾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演奏，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播出。大數學家華羅庚有60多首令人稱贊的詩歌作品發表並成集正式出版。

拉小提琴並不能造就科學家，僅僅接受藝術教育的人也不能催生科學真理。從錢學森、袁隆平、加德納、愛因斯坦和量子力學多位奠基人等科學家的創新理論、傑出貢獻、科學與藝術結合的人生以及他們的感悟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科學家從小同時接受的科學教育和藝術教育，對於他們擁有驚人創造力所產生的影響，在他們取得重大成就中所起到的作用。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進美育教學，提高學生審美和人文素養。」因此各級各類學校對於藝術教育都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采用正確的方法，以提高學生鑑賞美、創造美的能力，發揮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

（作者 沈致隆 系北京工商大學原化學與環境工程學院化學系主任、教育部第四屆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見：《中國教育報》2018年07月05日第8版)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June 5, 2024 at 6:57pm

李懷祖：錢老構建和開拓了中國的思維科學 

2001年 4月14日，我校管理學院李懷祖教授在科學館207為第二期「錢學森系統科學思想」高級研修班學員帶來題為「錢學森對我國思維科學發展的貢獻」的講座，介紹了錢學森對思維科學的貢獻以及思維科學的內容。

李教授說，改革開放前，思維科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產物，招到強烈批判。然而，1978年，錢學森在《文匯報》上發表《組織管理的技術——系統工程》一文，吹響了中國管理教育的號角。此後，各大高校紛紛設置系統工程研究所，政府部門也將系統工程方法應用於宏觀領域的決策，如人口、教育、能源、軍事與農業等。

80年代初，錢學森將知識分為「科學」與「前科學」，並表示科學技術工作決不能局限於「科學方法」，必須兼用邏輯和形象（直感）思維。「科學」知識是需要邏輯思維的；「前科學」是指進入科學體系前的人類系統的經驗，需要用形象思維。部分「前科學」經過邏輯化，成為了「科學」，但是始終有部分「前科學」存在，因此需要注重思維科學。

李教授介紹到，錢老將思維科學定位為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的六大部門（自然、社會、數學、系統、人體、思維）之一，與其他部門一樣縱向分三個層次：基礎科學、技術科學與工程科學。對於思維科學的工作，錢老認為應當研究思維科學的規律和方法，即信息處理，而不研究思維的內容。思維內容包括抽象（邏輯）思維、形象（直感）思維與靈感（頓悟）思維。

李教授說，錢老肯定了形象思維的普遍性，並為形象思維找到學科歸宿。他把形象思維作為思維科學的突破口，並預計「思想科學研究會推動智能機地發展，把人的知識、智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將「孕育一場新科學革命」。錢學森關於形象思維的解讀顯示了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員、公共部門決策者發揮智力和提高創作力的空間。此後，系統科學、管理科學、信息科學、生命科學與工程技術等科學領域誕生了一批從事形象科學的研究人員。

李懷祖教授還為學員詳細介紹了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體征、差異和關聯，直感判斷和決策過程與靈感思維的內容。研究認為，邏輯思維是一維的，概念化、抽象性的，並經過邏輯規劃；形象思維是二維的，心象性、細節性的，並通過經驗判斷的。直感決策是信息獲取、信息加工、信息輸出、行動並將後果反饋回主體的過程，決策的過程中由於環境的影響會產生一定的信息偏差。錢老認為，靈感思維是潛意識的，是三維的思維系統。一維的邏輯思維、二維的形象思維與三維的靈感思維詮釋了宏觀決策中的「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的認識論。(來源：交大新聞網 2011-04-14)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pril 10, 2024 at 8:27am

孟強 ·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

摘要：斯蒂格勒哲學的中心命題之一是「技術創造人」。基於勒儒瓦-古漢的工作，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用以刻畫人的非生物學遺傳過程，其載體是技術。

其次，通過回顧人類進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的進化。再次，技術的進化與人的進化是耦合關係。工具既反映大腦皮層的分化，也推動著後者。最後，「技術生態位」概念進一步為「後種系發生」提供了支持。總之，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現代人作為智人（Homo sapiens）是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產物，這已是老生常談。自達爾文發表《物種的起源》以來，人被迫告別「萬物之靈」的自我形象，逐漸接受「人是動物」的殘酷事實。盡管如此，人與其他靈長類動物之間依然存在重要差異。幾乎所有動物都生活在「自然環境」中，唯獨人生活在由科學、技術、政治、藝術等營造的「人工環境」中。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技術存在者，置身於可世代傳遞的「技術生態位」（technical niché）。那麼，這對人的進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它是否超出了純粹的自然選擇？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後種系發生」（epiphylogenesis）概念，試圖證明技術在人類進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人起源於技術，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technological maieutics）。本文嘗試對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思想進行考察，
以展示技術對人的構成性意義。

一、問題背景

斯蒂格勒哲學的核心主題是技術與人。與流行的工具主義技術觀不同，他試圖論證「技術創造人」或「技術構成此在」（Dasein）。 通過批判性地解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他在存在論（ontology）層面上完成了這項工作。此在的生存具有實際性（Faktizität）， 實際性意味著「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界之中存在」即置身於由技術構成的存在論處境。對於這種人為創造的、可世代傳遞的技術處境，斯蒂格勒稱為「已經在此」（déjà-là）。另一方面，「已經在此」是代具性的（prosthetic），此在之生存是「代具性存在」（being-prosthetically）。

這意味著技術不是可有可無的工具，它作為代具不斷為無本質的人提供替補（supplément），使之充盈起來。因此，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應奠基於「技術存在論」。必須強調，斯蒂格勒的技術概念是廣義的，一切不屬於「自然」（physis）的事物都可以歸入「技術」（techne）。

除上述存在論論證外，斯蒂格勒還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通過德裡達的《論文字學》，他了解到法國古生物學家勒儒瓦-古漢（André Leroi-Gourhan）的工作。[1]「有關史前史的研究讓我有機會與古人類學家勒儒瓦-古漢的團隊開展密切合作，我們一起實踐所謂實驗性科技……這些研究引導我從人類學的角度思考技術問題，我在《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一書中的部分論述就以此為基礎」。[2]

在英語和漢語學界，勒儒瓦-古漢並不出名，事實上他對德勒茲、德裡達等法國哲學家產生過重要影響。正是基於他的工作，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初衷是從人類進化的角度為「技術創造人」
提供古人類學論證。

何謂「後種系發生」？在生物學中，「種系發生」（phylogenesis）與「個體發生」（ontogenesis）是一組相互對照的概念，它們由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於1866年提出。個體發生指稱的是單個生物體的發育過程，比如人如何從受精卵長到成人。種系發生指稱的是某類或某群生物體的進化過程，比如智人作為一個物種如何從直立人進化而來。

（原題：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Technology Invents Human Beings: A Study of Stiegler‘s Epiphylogenesis；作者：孟強 / MENG Qiang，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100732；原刊：《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總294期]；2023 年2月；關鍵詞：技術、斯蒂格勒、後種系發生、進化）

韵文化：美、标致

直覺·時間性

韵文化：风雅、高雅 ~ 潮

Green Session

愛墾慕課·思潮篇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pril 9, 2024 at 5:08am

（續上）從辭源上說，epi的意思是在……之上（upon）或在……之後（after）， phylo的意思是種（race）、 枝（ branch）、 族（ tribe）， genesis 的意思是發生、起源。斯蒂格勒為phylogenesis 加上前綴epi，旨在為人的進化尋找生物學之上或之外的因素，這種因素首先是技術。

後種系發生意味著人的進化不僅僅是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進化，同時也是作為技術史的非遺傳進化。因此，「人類學」（anthropo-logy）離不開「技術學」（techno-logy）。

二、「後種系發生」概念辨析

讓我們從記憶（memory）的角度進一步澄清後種系發生的內涵。記憶是斯蒂格勒哲學的關鍵詞，他也時常交替使用胡塞爾的「滯留 」（ retention）概念。這裡要對記憶做廣義理解，它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的大腦神經記憶，而且包括文化傳承、生物遺傳等等。比如，史籍是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墓碑是對斯人已逝的記憶，DNA是對生命進化的記憶等等。大體而言，記憶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或者說存在三種記憶。第一，人與其他動物一樣，從受精卵發育為成年個體的過程是由「遺傳密碼」或基因決定的。這是一個純粹生物學過程，不受短期後天經驗的影響，可稱之為「遺傳記憶」（genetic memory）。例如，我們目前的DNA序列記載著遠古祖先的漫長進化史。第二，人與其他動物一樣擁有「後遺傳記憶」（epigenetic memory），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大腦記憶。不同於遺傳記憶，後遺傳記憶是後天的。後遺傳記憶的生理基礎是大腦神經系統，是生物體在特定環境中後天獲得的記憶。比如，人有兒時的記憶，貓有對主人的記憶等等。在這兩個記憶層次上，人與動物沒有本質區別。

人之為人的獨特性表現在第三個層次上，即後種系發生記憶（epiphylogenetic memory）。動物擁有後天習得的大腦記憶或後遺傳記憶。但是，這些記憶均隨著個體的消亡而消亡，無法被保存並傳遞給下一代。唯獨人是例外。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人類個體的短期後天經驗可以改變遺傳結構，這在生物學上顯然是荒謬的。

例如，無論我讀多少書，都不可能把閱讀所得遺傳給子女。但是，通過雕刻、建築、史籍、語言、器具、文字等等非生物學手段，後遺傳記憶能夠而且事實上總是已經得到了保存和傳遞。

前人的思想、經驗或技能通過書寫、制作等被保存下來，成為一種外化的、物化的、可傳遞的記憶。正是這種記憶使得後人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必從零開始。（下續）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pril 7, 2024 at 7:14am

這就是文化的意義。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還是文化和技術存在者。正是這一點使得人區別於所有其他靈長類動物。斯蒂格勒說道，「此在這種生命現象在生命史中變得與眾不同，因為對此在而言，生命的後遺傳層次並沒有隨著生物體的死亡而消失，它得到保存和沉淀，在身後流傳下去」。（[3]，p.140）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覓母」（meme）概念也表達了類似思想。類比於遺傳基因，可以把覓母看作是自我復制的文化基因。「曲調、概念、妙句、時裝、制鍋、或建造拱廊的方式都是覓母。正如基因通過精子或卵子從一個個體轉移到另一個個體，從而在基因庫中進行繁殖一樣，覓母通過廣義上可以稱為模仿的過程從一個大腦轉移到另一個大腦，從而在覓母庫中進行繁殖 」。 [4] 如果基因的自我復制是對一切生命體都有效的遺傳進化，那麼覓母的自我復制則是人類所特有的文化意義上的非遺傳進化。

回到「後種系發生」。後種系發生是對後遺傳記憶的保存、沉淀、積累和傳遞。「這一後遺傳的沉淀，對發生之事的記憶，就是人們所說的過去，而我們稱之為人的後種系發生，其意義是對連續不斷的後遺傳的保存、積累和沉淀。後種系發生是與純粹生命的斷裂，因為在純粹生命中後遺傳恰恰無法得到保存（[遺傳]程序不接受經驗教訓）」。（[3]，p.140）正是這種斷裂使得人置身於作為後種系發生的「已經在此」中。人不僅處於「自然環境」中，而且處於「文化環境」中，後者首先是技術的，即非自然的、人為創造的。如果一切生命體都在生物學意義上進化，那麼只有人通過非生物學媒介進化——「生命體在生命之外進化」。

這就是後種系發生。

三、「一切從腳開始」

後種系發生在人類進化中如何發揮作用？一切後遺傳記憶的保存、積累與傳遞都是人為的，屬於技術范疇。因此，後種系發生本質上是技術的，追問後種系發生的作用就是追問技術的作用。為此，斯蒂格勒在勒儒瓦-古漢的 《姿勢與言語》（Le geste et la parole）的基礎上討論了「東非人」到「新人」的進化過程。① 這是人的形成（hominization）或「人的起源」。

需要提醒讀者，《姿勢與言語》發表於1963年，距今已有五十餘年。所以，書中的一些術語或論斷難免有些陳舊。例如，勒儒瓦-古漢將人類進化分為：南方人Australanthropians，現稱南方古猿）、古人（Archanthropians，現稱直立人）、舊人（Paleoanthropians，尼安德特人為代表）、新人（Neanthropian，現稱智人）。
這與當前的分期有所不同。②

長久以來，腦容量被認為是人之為人的首要標准。然而，1959年利基發現東非人，1974 ①「東非人」（Zinjanthropians）全稱為鮑氏東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最初由利基（Louis Leakey）夫婦於1959年7月在坦桑尼亞發現，生活在距今約260-120萬年前。如今，「東非人」的稱謂已不再流行，被歸入「鮑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或「鮑氏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boisei）。「 新 人 」（ Neanthropian）即智人（Homo sapiens）或現代人，是地球上現存的唯一人屬物種。

②按照現在的流行分期，人屬（Homo）的進化階段大體分為能人（Homo habilis，240-140萬年前）、直立人（Home erectus，190-20萬年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70-20萬年前）、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20-3萬年前）以及智人（Homo sapiens，20萬年前至今）年約翰遜發現「露西」（Lucy）以及1976年利基對三組腳印的時間測定，徹底改變了科學家們對人類進化的理解。「約翰遜和利基的發現，徹底顛覆了人類進化理論。

露西還沒有出現之前，科學家大多都很肯定，倘若我們的祖先與猿類表親真有任何差異，那也應該在雙方的腦部，而並非在它們的腳上。因為根據理論推斷，是大腦促成了雙足步行，反過來講並不成 立 。」 [5] 對此，勒儒瓦-古漢早有預見，《姿勢與言語》寫道：「這些兩足動物直立行走，有標准長度的手臂，通過輕敲卵石薄片制造模型化工具。它們部分肉食。這些對人來說十分平常的描述與猴子無關，但既適用於尼安德特人，也適用於猿人（Pithecanthropus）[現稱直立人]。

唯一重要的差別是——程度而非本質差別，南方古猿的腦尺寸出奇得小」。（[6]，p.64）在勒儒瓦-古漢看來，盡管腦容量很小，但直立行走並使用工具的南方古猿已經是人，所以「南方人」比「南方古猿」的稱謂更顯貼切。

基於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人並非始於大腦，而始於腳。……大腦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是次要標准①。」（ [3]，p.145）並非腦容量決定雙足行走，而是雙足行走促進腦容量。首先，南方古猿（東非人）化石的解剖學特征表明，它們擁有與人相似的髖骨、膝關節與足弓。（[7]，pp.147-154）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pril 6, 2024 at 6:03am

這意味著南方古猿是雙足行走的，而非如猿那樣四足爬行。在人類進化中，直立姿態具有重大意義，人之為人的「第一個而且最重要的標准是直立姿態 」。（ [6]，p.18）其次，雙足行走解放了雙手，為人類制造和使用工具提供了條件，為技術開辟了可能性空間。「手的解放幾乎必然蘊含著不同於猿的技術活動，手從行走中解放、較短的面部、沒有獠牙，這一切促成了人工器官（artificial organs）即用具的使用」。

再次，雙足行走改變了面部的功能。「直立姿態確定了『前部區域』兩極之間的新關係：在運動中手的『解放』也是面部從攫取功能中解放出來。」（[3]，p.145）直立行走使得東非人的面部離開地面，不再從事攫取活動，從而為言語的發展開辟了可能性空間。

最後，大腦不再是人之為人的首要標准。「我相信，大腦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是次要標准，這是確鑿無疑的。一旦人宣告完成，大腦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但從嚴格進化的意義上說，它無疑是直立姿態的相關項，並非如人們長久認為的那樣是源初的」。（[6]，p.19）斯蒂格勒的結論是，直立行走以及工具的使用促進了智人的進化。

四、技術助產術

在此基礎上，斯蒂格勒進一步提出「技術助產術」：人是技術的產兒，或者說技術創造了人，「人通過發明工具而在技術中發明自身」。（[3]，p.141）「人創造技術」是陳詞濫調，婦孺皆知。但是，「技術創造人」似乎有違常理。

讓我們從工具與大腦的協同進化談起。從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工具在不斷進化，而且呈現模型化趨勢，即在特定時間內具有相對統一的形態。在奧杜威峽谷，利基在發現東非人之前已發掘出了大量石器工具和手斧——被稱為「奧杜威技術」。250-30萬年前，古人類（能人或南方古猿）搜集卵石或礫石，然後用石塊敲擊。敲擊後得到卵石切面或碎薄片被用作刀具。

這被稱為卵石工具技術。在法國聖阿舍利遺址發現的阿舍利手斧從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都制造過。手斧由燧石制作，呈水滴狀，一端銳一端鈍。30萬年前（舊石器時代中期）出現了勒瓦婁哇（Lewallois）技術。它的典型特征是對石核進行精心修理，以便按照預想形狀鑿下石片。大約45000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石片被加工成刮刀與鑿子之類的用具，不同材質構成的復合工具也開始出現，比如魚叉、投矛器。

① 這裡需要更正一下。在發現東非人頭蓋骨之前，利基已經在坦桑尼亞奧杜威峽谷（Olduvai Gorge）工作了多年，並發掘了許多石制工具。發現東非人之後，他最初以為這些工具屬於東非人。但是，後來的考古學研究表明它們屬於能人而不是東非人。（[7]，pp.274-285）

那麼，工具的進化與人的進化之間是什麼關係？盡管腦容量是第二位的，但它依然是衡量古人類的重要指標。因此，上述問題被轉換為技術的進化與大腦皮層的進化之間的關係。

斯蒂格勒指出，「從東非人到尼安德特人，既發生了石器分化（lithic differentiation）也發生了皮層分化（cortical differentiation）……。

我們承認在兩次斷裂之間[指東非人到尼安德特人之間]，皮層與工具在同一個運動中共同分化。問題涉及到外化（exteriorization）中獨特的結構耦合過程，我們稱之為工具助產術（instrumental maieutics）。這是一個源鏡像階段（mirror proto-stage），在此過程中皮層分化由工具決定，恰如工具分化由皮層決定一樣：鏡像效應，一方在另一方中打量自身而形成自身，但後者也會讓前者變形。」（[3]，pp.157-158）總之，工具與大腦的進化是耦合的。

一方面，耦合或鏡像效應意味著工具是反映大腦的一面鏡子。這在生物學上是顯而易見的。生物體的腦容量越大，大腦皮層越發達，智力也越高，也就越能制造和使用更複雜的工具。黑猩猩使用樹枝捕捉白蟻，南方古猿用石頭作為武器，能人制造燧石刀片，直立人制造手斧，尼安德特人創造莫斯特（Mousterian）技術。如果沒有足夠發達的大腦皮層，這類技術是無法設想的。

但另一方面，耦合或鏡像效應還意味著大腦是反映工具的一面鏡子，或者說工具的進化導致了大腦皮層的進化。這一點絕不是自明的，並且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遺傳層次，涉及到後種系發生，讓我們作進一步說明。

一切工具蘊含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時間性「曾在」（Gewesen）之維度，即承載著過去。

我們的工具並不是憑空制造的，它或者沿襲自前人，或者是對前人的改進。它記錄著前人的經驗，承載著後遺傳記憶。因此，工具是後種系發生的媒介。同時，工具也指向未來，蘊含海德格爾所說的時間性的「先行」或「預期」（anticipation）之維度。

如果沒有未來，沒有對未來之可能性的預期，一切工具都是不可設想的。例如，如果不預期將來會下雨，就不可能制造雨傘。如果不預期會生病，就不可能制造藥物。而且，工具的制造與使用也改變著預期本身。例如，藥物改變了對未來生活的籌劃，飛機改變了對旅行的規劃。

可見，工具的進化導致了預期的改變，它不斷重塑著未來的可能性空間。這最終導致發揮預期和籌劃功能的大腦皮層的進化，如前額葉皮層的出現。這是技術促進大腦皮層分化的重要途徑。總之，技術不是可有可無的工具，它承載著後種系發生記憶。大腦借助工具而進化，這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遺傳過程，是生命在生命之外進化，並最終產生智人。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pril 4, 2024 at 8:30pm

五、技術生態位

後種系發生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過程，超出了單純的「自然選擇」。為進一步刻畫這一非生物學過程，斯蒂格勒大膽使用「人工選擇 」（ artificial selection）概念，以區別於「自然選擇」。《技術與時間》寫道：「在此，我們必須假設一個絕對全新的遺傳選擇過程。敲擊燧石的進化並非單純由皮層進化決定，前者反過來決定皮層形成過程。這樣的假設試圖闡明人工選擇概念：原初環境施加於皮層層次上的變異之選擇以技術裝置為中介，技術裝置構成了防御與捕食系統，同時塑造了個體適應過程和整個物種的進化，這並不蘊含獲得性遺傳（heredity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即便伴隨這一假象」。（[3]，p.176）

「人工選擇」的假設無疑是冒險之舉，因為它似乎違反了自然選擇的鐵律。事實上，人工選擇並非是對自然選擇的否定，而是對它的補充，旨在突顯人類進化的特殊性。前面談到，與其他靈長類不同，人從不赤手空拳面對生存競爭，並不純粹依靠本能生存繁衍，而總是以技術和工具為中介與自然環境打交道。人作為有機體的邊界不是皮膚，而延展到身體之外的工具、語言、制度、習俗等等。為此，斯蒂格勒後來提出「廣義器官學」（general organology），將技術視為人的器官（organ）。

無論怎樣，技術構成了人在生存競爭中所處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2023年2月）: 45-51 「小生境」（niché）：「這些 [後遺傳事件的] 保存規定了與環境的關係，規定了整個變異選擇過程，特別是發生在皮層層次上的變異。」（[3]，p.177）總之，人在進化進程中佔據的位置並不是自然給定的，而是人通過技術主動建構出來的、可世代傳遞的。對此，我稱之為「技術小生境」或「技術生態位」（technical niché）。 這一概念旨在強調，人在生存競爭中佔據的位置總是已經為技術所塑造和不斷重塑，對遺傳變異的選擇以技術為中介。於是，作為非遺傳過程的後種系發生概念在進化生物學上變得可理解了。自然選擇的壓力通過人為創造的技術中介傳遞給人這種生命體，而不同的技術中介有可能導致不同的進化路線。

「技術生態位」是對「認知生態位」（cognitive niché）的類比，後者來自美國人類學家托比（John Tooby）和德沃（Irven DeVore）。他們提出，「人類在世界生態系統中佔據一個認知生態位。在生物學中，『生態位』有時被定義為『某個生物體在生態系統中佔據的位置』。認知生態位是這個概念的不精確拓展 」。 [8]在生存競爭中，不同的生物體是共同進化的，物種之間處於相互競爭和敵對關係中。

每個物種都進化出防御措施以免自己被吃掉，同時進化出捕食本領以攻克獵物的防御。在自然進化中，這場攻防之間的軍備競賽以遺傳為基礎，並在特定的進化階段達到平衡，並相對穩定。但是，人有所不同。托比和德沃主張，「在這一共同進化關係中，人做出了獨一無二的重要創新——這個創新是我們與眾不同的特征。

植物和動物獵物物種的防御可以被『意外』攻擊（surprise attack）所攻克，這樣的攻擊由許多新的離散的操作（manipulations）構成，它們是進化上史無前例的行動，獵物的防御措施對此無力抵抗。目標導向的人類行動因地制宜，構成了意外攻擊。」（[9]，p.209）

那麼，是什麼使得人類有能力做出意外攻擊呢？「我們的動物學特性的核心是我們進入了這種認知生態位」。（[9]，p.209）人類擁有因果理智或工具理智，能夠進行因果推理，能夠從特定情境中進行抽象，能夠制造和使用各種工具。另外，使用語言降低了知識和信息交換的成本，群居或社會生活使得技能和知識能夠共享和傳遞，而漫長的童年期使得學習知識和技能成為可能。這些在動物學上與眾不同的特征共同構成了人類的認知生態位，使得人類擁有越來越大的競爭優勢。[10]如果說其他動物的生態位處於進化時間，相對穩定且缺少變化，那麼人類的生態位則處於技術時間，其成分和

要素不斷積累、傳遞和創新。假如將技術廣義地理解為一切人為創制活動及其成果，那麼認知生態位本質上是技術的，是由技術創造的且不斷進化的生存處境。用海德格爾的話說，技術生態位就是此在被拋入其中的「已經在此」，「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在技術生態位中存在 」。

Comment by Host Workshop on April 1, 2024 at 7:17pm

六、簡短結論

技術與人的關係是技術時代的人們必須面對的首要主題。不同於工具主義，也不同於批判主義，斯蒂格勒賦予技術以構成性意義，主張技術創造人。除了存在論論證外，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基於勒儒瓦-古漢以及相關的進化論成果，斯蒂格勒考察了技術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提出了「後種系發生」概念。

                                                            （Image Credit: Jud Turner）

據此，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技術存在者。人並非赤手空拳參與生存競爭，而總是置身於由技術構成的生態位之中。人的後種系發生表明，技術在人類的進化中佔據著重要位置。盡管技術是人的發明，但技術和工具的使用也發明並塑造著人。因此，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後種系發生」概念讓我們認識到，技術對人具有構成性意義，是理解人之為人的關鍵維度之一。

[參 考 文 獻]

[1]Johnson, C. 'The Prehistory of Technolog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Leroi-Gourhan'[A], Christina, H. C., Moore, G. (Eds.) Stiegler and Technics[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53.

[2]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學思考[M]. 許煜 譯,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8, 48.

[3]Stiegler, B.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盧允中 等譯,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222.

[5]沃爾特. 重返人類進化現場[M]. 蔡承志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14, 19.

[6]Leroi-Gourhan, A. Gesture and Speec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7]斯特林格. 人類通史[M]. 王傳超 等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8]Pinker, S. 'The Cognitive Niche: Co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Sociality, and Languag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suppl.2):
8993-8999.

[9]Tooby, J., DeVore, I. 'The Reconstruction of Hominid Evolution Through Strategic Modeling'[A], Kinzey, W. (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Primate Models[C], Albany: SUNY Press, 1987, 183-237.

[10]平克. 心智探奇: 人類心智的起源與進化[M]. 郝耀偉譯,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191.

（原題：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Technology Invents Human Beings: A Study of Stiegler‘s Epiphylogenesis；作者：孟強 / MENG Qiang，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100732；原刊：《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總294期]；2023 年2月；關鍵詞：技術、斯蒂格勒、後種系發生、進化。

摘要：斯蒂格勒哲學的中心命題之一是「技術創造人」。基於勒儒瓦-古漢的工作，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用以刻畫人的非生物學遺傳過程，其載體是技術。其次，通過回顧人類進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的進化。再次，技術的進化與人的進化是耦合關係。工具既反映大腦皮層的分化，也推動著後者。最後，「技術生態位」概念進一步為「後種系發生」提供了支持。總之，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 ‹ Previous
• 1
• 2
• 3
• 4
• Next ›
•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