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正是一個被譽為「和尚打傘」的時期，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其危險程度，不言自明；而這個「權力的代表」當然不可能知道什麼是詩的價值，精神的力量，什麼文學研究會，什麼羅曼·羅蘭，梵樂希。以後，還是梁先生在監獄中偷偷寫了一封長信，由好心的看守所長私下遞給甘少蘇女士，再用雙掛號由最高法院副院長張志讓轉呈毛主席，最後，才由黨中央，中南局，廣西省派了調查組，查清了這是冤案，下令放人，派人到監獄里向梁先生道歉了事。這時，近三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讀到甘少蘇女士的這些記述，我不禁捏了一把汗，假如那封信沒有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 這就不堪設想了。這實在可怕。應該特別說明的是，在製造這場冤獄的過程中，確也有一些愛護知識分子、敢於主持公道的共產黨幹部，挺身而出，保護這些社會上的寶貴財富。據甘少蘇說，梁宗岱還曾得到胡喬木同志的關照。但在某一領導者的意志就能體現法律時，他們提的意見，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這大概就是多少知識分子的悲劇在農民戰爭中醞造出來的癥結所在。 

梁宗岱先生的遭遇還使我們想起：「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個口號，是新的歷史時期的新的口號，是承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後提的口號。它是總結了多少歷史上的痛苦的經驗和教訓得來的，但實現這口號又何等不易! 許多深刻的見解，往往貌似異端而實是真理。壓制一時不同的意見，並不能使不同方面趨於一致，趨於和諧。沒有和諧又如何能發展呢? 這應該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核心所在。

可敬的巴金先生一九三五年在日本橫濱曾寫過一篇名為《繁星》的散文，記述了他和梁宗岱先生的交往，那時，梁先生也在日本。在橫濱，他們一起從木下走到了逗子車站，在滿天繁星之下，在寬闊安靜的馬路上，梁先生一路上起勁地談貝多芬，談尼采，談悲劇與音樂，談夢與醉。巴金先生寫道：「我和他在許多觀點上都站在反對的地位，見面時也常常擡槓。但是我們依舊是朋友，遇在一起時依舊要談話。」時過半個多世紀，我們仍然覺得表現我們民族良知的巴金先生，在處理這類問題上樹立的典範，仍然值得我們好好地想一想。 

由於梁宗岱先生的遭遇，還使我們想起了如何重視文科知識分子問題。所有的、各種門類的知識分子都重要。沒有各種門類知識分子的努力，社會就不能發展，國家就不能強盛，人們就不能生活富裕，精神充實。記得聖西門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假如法國不幸失去國王的兄弟和王公大臣，省長，大財主等等，並不會因此給國家帶來政治上的不幸，但假如法國的優秀的數學、物理、化學等方面的學者，優秀的詩人、作家，優秀的工程師等等，突然各自損失了五十名，法國馬上就會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殭屍。聖西門說的是知識的價值，說的是社會需要各種門類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