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少蘇女士這些記述，與溫源寧教授在三十年代所寫的《一知半解》一書中，對梁先生的記述，大體吻合。溫源寧這樣寫道： 

「萬一有人長期埋頭於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著是什麼滋味，他應該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領會。萬一有人因為某種原因灰心失望，他應該看看宗岱那雙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濕潤的雙唇的熱情顫動，來喚醒他對『五感』世界應有的興趣；因為我整個一輩子也沒見過宗岱那樣的人，那麼朝氣蓬蓬，生氣勃勃，對這個色、聲、香、味、觸的榮華世界那麼充滿了激情。」 (溫源寧著《一知半解》，南星譯，第56—57頁) 

溫著作於三十年代，那是用英文寫的，中譯本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版，其時，梁先生去世已過五年，我估計，甘少蘇女士不一定讀過，可是他們兩人的記述不謀而合。

後半生的遭際與前半生就頗不相同。這位雖不服膺共產主義，但卻頗想在共產黨領導下，為中國做些有益事業的著名的知識分子，卻屢遭打擊，以至一蹶不振。先是在廣西的一個專區，蒙受近三年冤獄，經黨中央干預後，才得平反。平反後，為了謀生，也為了濟世，潛心研究中草藥；一九五六年才到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又是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囚禁，挨鬥，罰跪，被打，致傷，幾乎送命。他性情剛烈，寧折不曲，在這樣的處境中，當然就也只能選擇了一條自我麻醉的道路：皈依了宗教。但也就在被斥為「草包教授」，棄若敝屣的時候，在海外，特別是在法國的知識界，卻把他作為一種智慧的象徵在懷念著他呢。彭燕郊教授為甘少蘇女士此書作的序言，頗為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梁先生從樂觀向上到痛苦幻滅的「精神旅程」以及其私人感情生活的曲折道路，寫得悲涼、沈痛，讀後不能不引起一番深思。 

「一顆沙里看出一個世界」。我想，除了彭燕郊教授的序言里明睿地提出的一些問題外，對這場看似是個人，其實是中國眾多知識分子的悲劇，還應該反思些什麼呢?

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到一九四九年引導中國革命獲得最後勝利的那兩場國內革命戰爭，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封建統治，但它自身卻不能不帶著農民革命戰爭的色彩與封建的局限和烙印。戰爭的一切軌跡和傷痕，光焰和陰影，喜劇和悲劇，都不能不在這以後的歷史上得到折光的反映。梁宗岱先生個人的遭遇和悲劇，反映了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戰爭過後的遭遇和悲劇。

梁宗岱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近三年冤獄，正是這種狀況的反映。那時，他生活在廣西一個邊遠的專區，正積極地擁護新政權，為新政權獻力獻計獻策，由於對「左傾幼稚病」提了些直率的意見，得罪了這個專區一個頭頭，一個「最高權力的代表」。 (其實，代表那個地區的最高權力的，是人民代表大會，那個頭頭只是一個公僕呢。) 這就種下了構成冤獄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