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用主義的見地看，需要從事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還容易理解。因為他們中間除了從事基礎理論等研究的以外，所有科學技術活動的成果，往往容易直接在物質生產領域很快生效。容易增加社會物質財富。 (不過，也不要忽視，即使是比較有價值的科研成果，獲得了公認，在落後的體制中也不一定會立即被採用。) 而文科知識分子從事的活動則不是這樣，他們活動的潛在的、巨大的影響，在一個短見的社會里，不容易一下子被覺察。應該客觀地說，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這種影響的程度在不斷縮小，現在，當然很少人再相信主要是只辦理工科大學 (連醫科、農科大學也不要? ) 而不要辦文科大學的主張了。能夠設想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里，缺乏出類拔萃的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教師、文藝理論家、詩人、作家、建築師、畫家、音樂家、書刊編輯、新聞記者、導演和演員……等等、等等麼? 精神上的無知當然不能建成現代化。從梁宗岱先生後半生的遭遇中，不能不使我們又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

據在北碚夏壩和梁先生接觸過的朋友說，那時沈櫻女士大約與他已經分居。春去夏來，常見梁先生身穿短袖開領汗衫、短褲衩，赤腳著涼鞋，雄赳赳地走進課堂，用咬字清楚的粵調講授法國文學。也見他不時出現在男女學生們組織的詩歌朗誦會上，聽著女學生高唱他的譯詩：「要摘最紅最紅的玫瑰……」興致勃勃，不讓青年。調皮的學生看他那股勁兒，戲稱之曰「性細胞」，顯然是源於弗洛依德的「里比多」，代表一種力量的說法。歸真反璞，質樸自然，表現了他的生活態度。

到了晚年，甘少蘇回憶錄中寫道：「宗岱還是有一股倔強脾氣，像年輕氣盛時一樣，想爭強，不服『輸』。」 (第237頁) 說到秋末初冬的廣州，已微露一絲涼意，他卻仍然光膀子，短褲衩，右手搖著大葵扇，和來客談古論今。這種個性和必須學會撒謊的風氣當然是相衝突的了。而他卻又總是充滿樂觀精神，甘少蘇說：「宗岱已經七十三歲了。他相信打倒了『四人幫』經過一段時期的恢復，中國會走上正軌，從此尊重知識，尊重人材，經過長期文化饑荒的中國人民，會像渴望陽光和空氣一樣渴望書籍。他把製藥贈藥的事全部交給我，自己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譯工作上。」 (第221頁) 然而，歷盡各種磨難之後，生命很快達到了盡頭。這位在文壇上沈默太久的人，最後得到的是他不能看見的一大堆慘白的花圈。 

一九九一年元月，我和我的妻子到了廣州，特意去了外語學院，有機會瞻仰梁宗岱先生的故居。甘少蘇女士亦已於去年謝世。門扉緊閉，人去樓空。我在窗外只見屋里仍到處懸掛和堆滿中草藥，據說，這是甘少蘇女士為繼承她丈夫的遺志，生前仍孜孜不倦地繼續這項研究。梁先生製作的叫做「綠素酊」的藥物，據說對治癌有效，不知經國家醫藥部門鑒定了沒有? 據說，法國方面早些年還給他寄來了關於藥學和植物學方面的書籍。在法國和日本，在他旅居過的地方，朋友們還在想念著他，羅曼·羅蘭的親屬打聽過他，象徵派大師瓦雷里的兒子小弗朗索瓦，女作家瑪塞爾.奧克萊在懷念他。然而，詩人和學者梁宗岱已經成為歷史的過客，他一生先是輕快後是艱難的步履引起人們的深思。（一九九一年四月九日，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