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作為舞台：非特定時空的古典場景

詩中舉目皆是古典世界的標誌：皇帝、元老院、執政官、法務官、邊境、野蠻人——這些詞彙使人立刻聯想到羅馬帝國或古希臘世界。然而，卡瓦菲刻意讓這些歷史元素呈現模糊輪廓：事件未指向特定朝代，人物也不具體落入某一時代的政治脈絡。歷史在這裡不是考證對象，而是作為一座舞台：穩定、典型、可供投射，為詩人提供跨時代的寓言框架。

卡瓦菲的創作方法並非重建史實，他更像是採用「歷史片段」與「文化符號」構成一個永恆的劇場，在其中重演文明世界經常出現的心理與政治情境。因此，本詩具有高度的普遍性，能夠穿越具體歷史，直面任何時代共同的政治焦慮與文化態度。

也因此，後世諸多創作者能從這首詩延伸出自己的討論。例如南非作家 J. M. Coetzee 在小說《等待野蠻人》中，重新詮釋這個母題，以反殖民的視角揭露帝國如何藉由「敵人」的製造維繫統治正當性，正顯示卡瓦菲這首詩所提供的寓言框架具有跨領域的開放性。

二、野蠻人的象徵：文明自我認同的陰影

詩中最核心的象徵便是「野蠻人」。在古希臘語中，βάρβαρος（barbaros）一詞本身便蘊含語言中心主義（linguistic centrism）的意味——任何說著難以理解語言的人，都被歸入野蠻之列。這種命名方式將「我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依據語言與文化界定，是文明社群在界定自我時普遍使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