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嫣然]時代歆唤：以丹納「時代」視框重訪《封神演義》：心學餘波與神魔敘事的文化共振～～

若以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的「種族（Race）—環境（Milieu）—時代（Moment）」三元架構來閱讀《封神演義》，我們或許能看見小說背後更深層的文化機理。丹納所謂的 “Moment”，指的是某一歷史時期所特具的精神氣候、思想流向與文化需求。它不是單一事件，也不是某位思想家的主觀意志，而是整個文化面臨的「集體心理狀態」。

《封神演義》成書於隆慶至萬曆年間，而這恰是王陽明逝世後、心學餘波在社會與思想界中擴散、並形成一種普遍「對個體、對良知、對行動」重視的晚明時代。若依丹納的視框，這種思想不是文本之間的直接引用，而是“時代精神的共同生成”，或可稱之為 文化共振。

《封神演義》的倫理與人物行動，由此可視為對晚明“Moment”的一種藝術性映照。

一、晚明「Moment」：心學興盛、社會焦慮、印刷文化膨脹

若將晚明置入丹納“Moment”的定義，其特徵至少包括：

1. 心學主導道德話語，強調“良知”“知行合一”。這是一種從外在禮法轉向內在道德主體的思潮。
   
   
2. 政治黑暗與階層僵化造成普遍焦慮與道德失序感。社會期待某種能重建價值的道德力量。
   
   
3. 印刷術與商品經濟擴張，使知識流動前所未有。觀念迅速散佈，使心學不再只是士人的學說，而滲入市民文化。
   
   
4. 小說、戲曲、評書等通俗文化正處於爆發期。「神魔敘事」成為承載時代精神的重要文類。

在這種綜合作用下，晚明社會自然生成了一種「強調個體道德判斷與行動」的文化需求，也形成了小說家、說書人與讀者共同呼吸的精神空氣。

《封神演義》作為一部神魔小說，乃在此“時代精神”中自然生長，不是心學的附庸，而是與之同源於晚明整體文化心理的表現。

二、神魔敘事中的心學式行動論：不是說教，而是“時代精神”

丹納認為藝術作品的風格、人物氣質與行動方式，往往不由作者主觀操控，而是由“Moment”塑成。從此角度看，《封神演義》中最具心學色彩、也最能體現晚明“時代精神”的，正是那些「明知其不可，仍行其所當行」的英雄。

比干：明知其死，仍行其諫

他的行動不是權力計算，而是“心之所知”，這與陽明心學的「良知即行」意外吻合。

姜子牙：自心判斷是非，使命即行

姜子牙的行動常被描寫為自覺而非被逼迫，他的決斷方式充滿心學強調的“自心明覺”。

黃飛虎：從心而走的選擇

他棄暗投明不是出於權勢評估，而是道德直覺；這是一種典型“以心為主體”的行動模式。

這些人物行動並非編者刻意套用心學，而是 在晚明“Moment”中自然出現的道德敘事方式。

換言之，他們是時代精神所塑造的「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