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頴佳讀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於80年代寫在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的一段話，句句鏗鏘：「快感政治既要針對本土問題作出回應，但也需要一種帶來社會轉化的，革命性的烏托邦想像，才能真正推動具有進步意義的快感政治。要不然，這種快感政治不會走得很遠，也總會困在本土或個別小圈子的關注之內，僅屬圍爐取暖的頹廢舉動，永遠不能帶來真正的解放。」猶如羅蘭巴特的狂喜論，詹明信肯定快感具有革命潛力，是因為相信快感能夠動搖主體的身體。

駱頴佳提到兩種以情感作為革命力量的想像。其一是意大利哲學家內格里（Antonio Negri）的「諸眾」（multitude）論述。內格里認為馬克思說的階級分野已經涵蓋不了現時的社會狀況：社會剝削的再不限於物質性的勞動力，還有更多知性的、情感性的勞動力。所以他提出「諸眾」作為一種聯結不同勞動力與勞動者的概念。到底今日還可以如何聚集群眾進行社會革命？內格里指出我們要訴諸一種情感力量，回到一種斯賓諾沙說的「愛的生機力」。皆因人們遺忘了，愛是一個公共政治的概念，是一種為他者負上責任的情感；愛不應演變成僅存於保守家庭的私有化觀念。駱頴佳補充說，猶太基督教的傳統反而會視愛為一種凝聚群眾的力量。

他在陳錦輝主編的《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文集中也論述道，無論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抑或齊澤克（Slavoj Žižek），都在聖保羅身上看到一種革命力量。而內格里以「愛的生機力」作為基礎號召的，是一種擺脫國家主權、在憲制以外所實踐的基進民主。

而假如讀者還嫌談情說愛過於陳腔濫調，駱頴佳會推薦你看巴特勒（Judith Butler）談哀慟。巴特勒認為面對「脆危性」（precariousness），或一個不斷營造不安感的苦難世界，我們需要將這些情感轉化成一種公共性的哀慟。她在近作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便談到哀悼集會的倫理。這裡處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真正與社會的弱勢群體，甚至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bare life）同在？對於巴特勒而言，公開的哀悼不只是儀式，也是一種倫理性的身體操演（performative act），能夠產生出一種生命政治的倫理力量。她說，真正值得活的生命，是可以哀慟的生命（grievable life）。透過生命的痛苦，我們或可以連結成改變社會的生命能量。（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