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時性」的概念建立在一個洞見之上：時間是一種文化建構，因此是相對的，依賴於具體的社會情境。從這一視角來看，時間性從單一性轉變為多樣性，受不同競爭或合作因素影響，從而決定「共時性」如何互動與共存。特別是在都市空間中，不同時間性往往會產生衝突與變遷，並伴隨著不同群體與國家機構所經歷的交錯節奏。「共時性」使研究者能夠掌握城市中這些複雜的時間動態，進而更好地理解城市性與時間的關係。

「共時性」的概念是以「共空間性」為模型，後者由萊維在2003年提出，以描述空間的多層次性。萊維通過「空間間性」的概念，闡述了不同現實間的重疊與互動。同樣地，「共時性」提供了一種分析方法，來探討時間維度中的「共空間性」，即城市中不同時間性與時間實踐的重疊。這一方法建立在「共時性」必須「發生於某地」的假設之上，因此，時間具有多重層次或結構，並且這些層次可以共存。在城市空間中，這一點尤為明顯，不同群體以不同的方式經歷著各種時間形態。

這一方法部分受到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城市節奏分析的影響（Lefebvre，1992，遺作出版）。列斐伏爾致力於分析城市空間的節奏，以及這些節奏如何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他與妻子兼合作者凱薩琳·瑞居利耶（Catherine Régulier）共同研究了時間、空間、建築與街道運動的交錯（Lefebvre & Régulier，1986）。

在更具解構性的意義上，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1970年代的《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已指出，時間如何在現代社會（如監獄、軍隊、學校）中被規範、刻印與結構化。傅柯的門生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控制社會的後記》（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一文中進一步發展這一概念，認為在後規訓社會（即日益社會技術化的現代城市中），時間作為控制因素已經變得可調節、可操縱，使個體從啟蒙哲學中的「完整主體」，變為可操控的「分割個體」（dividual）（Deleuze，1992）。

從宗教研究的角度來看，「共時性」也可借鑒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2007）的觀點，即世俗性本身就是一種時間形態。然而，現代化並非均質或同質的，甚至並非必然非宗教化。因此，正如埃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2003）所言，「多重現代性」可以同時存在，並在全球城市化空間與多元城市中上演，有時和諧共存，有時則發生衝突。

換言之，「共時性」作為「共空間性」的補充概念，將時間維度納入對重疊空間的分析之中。畢竟，正如愛因斯坦所教導的，時間與空間可以被擴展、壓縮、扭曲與變形，受物質、建築、城市、身體、污染以及生命運動的影響。(Source: Erfurt-ness by Sara Keller · Published August 19, 2019 · Updated April 10,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