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斯認為, 文學史研究不僅要注意到作者創作作品這一「事實」, 還要關注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和文本意義在歷史的期待視野中嬗變的過程。文學意義不過是文本在不同「期待視野」中被接受的「效應」、文本視野與讀者視野在閱讀中從差異到交融的接受過程的產物。誠如姚斯本人所說:「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 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 [2] (P24) 文本開放於閱讀的歷史過程之中, 文本的意義隨著接受視野的變化而變化。不存在所謂意義自足的文本, 只有接受史中開放的文本, 這是姚斯接受理論的基本思想。

在接受理論中, 文本與意義不僅被置於歷史的經驗視野中, 還被理解為一種閱讀的生成物。伊瑟爾認為, 文學作品既不是所謂客觀的文本也不是讀者純粹的主觀創造。文學文本中包含著由一系列意義空白構成的「召喚結構」, 有待讀者在閱讀中去填充意義。文學意義產生於文本與讀者交互作用的閱讀過程中, 讀者與文本共同參與創造文學活動的意義。可以這樣說, 沒有讀者, 就沒有「活的」文學作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 不斷構築文本的意義, 並根據文本的召喚結構的相應的規定性修正自己的前經驗。文本是開放的, 不再是唯一的意義之本, 讀者參與文本創造意義, 這是接受批評范式的基本假設。

開放文本在接受過程中研究文學活動與意義問題, 代表著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學批評的主流。呼應著德國的接受理論研究, 美國學者也開始了他們的讀者反應批評。艾伯·帕烏斯、露易斯·魯森布拉特都強調讀者閱讀對文學意義的貢獻, 認為讀者與文本在閱讀中的結合創造了文學作品, 每一位讀者都從他的個性經驗出發去建構文本的意義。另一位著名批評家諾曼·霍蘭, 一方面承認開放的文本仍具有一定的意義的客觀規定性; 另一方面又肯定讀者的主觀意義建構功能。在他看來, 開放的文本僅僅是閱讀的動因, 讀者人格的象征。讀者在閱讀中建構意義的過程, 也就是讀者在文本中認同修改人格的過程。霍蘭的理論盡管強調意義的雙向生成, 但實質上卻有貶抑文本的意義規定性的成份。他認為文本無所謂個性與意義, 至多只是閱讀這種個性再造活動的參照與動因。閱讀活動是讀者個性認同或自我復制的過程。由此推論, 霍蘭理解的文學的意義, 似乎被偷換成讀者主觀的個性內容, 現象學的生成意義已顯露出滑向主觀的傾向。

另外, 後期結構主義批評內部, 也產生了一種強調閱讀的意義生成作用的趨勢。米歇爾·裡法代爾指出, 詩歌類型程式的代碼只是具體詩歌文本生成的基礎, 組織完成這個代碼轉換的則是閱讀活動。羅蘭·巴爾特在區分「可讀的文本」與「可寫的文本」的前提下, 充分地肯定了讀者積極自覺地參與文本創造的功能。但結構主義所理解的讀者, 只是文本的一個功能, 並沒有因此跳出文本系統之外。

在現象學、詮釋學啟發下的接受與讀者反應批評范式, 是建立在開放的文本與閱讀生成意義這一基本假設上的。新范式開辟了讀者與閱讀這一研究新領域。然而在新的理論假設中, 也暗含著新問題從他們理論中推出的某些結論, 往往又超出他們理論規劃的界限。新范式開放了文本, 但又不得不在文本中尋找意義的確定性依據。讀者閱讀, 進行積極的想象創造, 但文本與意義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又必須具有某種一致性的依據, 那麼閱讀的自由程度有多大？

意義的相對程度又有多大？如果為了避免相對主義與主觀主義而假定文本結構的意義規定性, 那麼潛在文本的意義與閱讀創造的意義又如何區分？更何況閱讀外無文本, 「先在於」閱讀的未經實現的文本我們又如何感知如何界定其意義？意義是生成的, 同時是否也就意味著意義是相對的？如果意義是相對的, 難道就沒有釋義的標准或真理？文本如果只是動因或「空框結構」, 那麼讀者閱讀是否在「讀」自身的主觀內容？文學意義是主觀的？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2期 (總第146期)；作者單位: 廈門大學中文系, 福建廈門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