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學意義內在於自足文本這一理論假設而言, 結構主義與「新批評」是共通的, 甚至結構主義的文本自足意義觀比「新批評」更為明確、更為絕對。索緒爾認為語言是獨立自足的系統, 意義產生於系統自身的結構運作關係。在這一原則下開展批評的結構主義批評家, 明確地將意義理解為文本語言指表系統的規則與慣例的產物。文本的句法產生多元複雜的意義。批評家運用思維自身的內在結構與形式范疇, 從文本的一系列秩序結構關係中組建出不同的意義。

羅蘭·巴爾特拋棄了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批評, 他主張文本的意義越豐富, 文本寫得也就越出色, 任何意義之間都沒有孰優孰劣的差別。意義滲透在文本的各處, 只有當我們完成了閱讀, 意義才會得到最終的展示。巴爾特從意義角度出發, 徹底轉換了批評家的職責, 他關注的不是產品本身, 而是生產體系, 不是意指本身, 而是意指過程。當我們還為文本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充滿困惑的時候, 巴爾特所要理解的則是文本如何產生意義的問題。

不管怎樣, 結構主義與「新批評」都假設文本自足與意義產生於文本內在結構或形式關係。

就這一點上, 他們屬於同一批評范式。但李維斯指出如果沒有傳統批評的研究成果, 「新批評」的文本分析是無法進行的, 所謂文本自足不過是幻想。燕卜遜也不得不承認他對含混意義的分析借鑑了傳統批評的研究成果。過於極端的理論主張往往緊跟著妥協性的修正。維姆塞特曾在1962年提出一個新的批評框架。他在將「新批評」的「張力詩學」置於批評系統核心的同時, 也兼容了「發生批評」、「說教批評」、「感受批評」、「風格學批評」等超文本的批評途徑。兩個「謬誤」復活了, 文本的結構與肌理或內在統一性, 已無法解決釋義問題。意義結構與組合原則, 只有在文本與讀者相互作用的閱讀經驗中, 才能得到驗證與實現。

無奈此時的結構主義詩學, 也遇到「新批評」同樣的困難。1965年, 法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皮埃爾·麥舍雷發表《文學分析:結構的墳墓》指出結構主義批評范式中暗含的一個內存矛盾:結構主義一方面要求批評要有創見, 另一方面又認為意義是先內在於文本中的, 批評的功能不過是發掘作品中的意義與模式, 是一種意義的復述。批評究竟是意義復述還是意義創造？結構主義同時堅持這兩種假設, 必然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1](P650- 651)開放文本, 在閱讀中發現意義, 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文本意義自足的批評范式不僅將批評闡釋為復述先在意義的智力游戲, 還為自己設置了一個難題:文本的意義一方面是內在於文本之中的, 另一方面又必須經過讀者或批評家的「發現」。文本是自足的, 而誰又知道闡釋過程中闡釋主體的主觀因素會不會介入並參與意義創造呢？文本是意義的唯一來源嗎？文本中包含著所有的意義與釋義權威？讀者或批評家若不去閱讀, 意義也存在嗎？主體的閱讀活動只是簡單地復述意義還是積極地參與創造意義？意義是先在於文本中的還是在具體的閱讀活動中由主客體相互作用而生成的？上述疑問的提出與不同回答, 預示著一種新的文學批評范式的誕生。

二、開放的文本與閱讀中的意義

形式主義文本自足意義的批評范式顯然難以維持。主張開放文本, 閱讀生成意義的接受理論批評范式應運而生。作為一種新的文學研究范式, 接受理論出現於20世紀60年的德國。姚斯挑戰性的文學史觀念請讀者作為主角, 文本開放於歷史的接受活動中, 意義成為期待視野交融的產物。伊瑟爾專注於具體的閱讀活動的分析, 認為文本的意義只有在閱讀的文本———讀者相互作用中方能生成。姚斯與伊瑟爾的研究側重點不同, 但理論的基本假設是相同的: 文本開放, 意義有待於讀者的閱讀來完成。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2期 (總第146期)；作者單位: 廈門大學中文系, 福建廈門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