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理論將語境作為某種類型的一般抽象物來進行檢視，由此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疑慮：將和語境有關的某種適應性作為較之於對其他語境而言的某種語境偏好來談論，這樣做是否切題。因為，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說，語境總是圍繞著所有的符號結構，即使在語境意味著符號結構的缺失時也是如此。 而且，當我們想到符號結構的自我組織能力時就會明白，這樣的疑慮是無法駁斥的。

主體通過符號活動建立了與語境相關的、對冗餘的限制，從而使周圍的語境變得有價值。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客觀的角度來描述主體與語境的關係，還要考慮到個體的、現象學上的、質性的關係。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和語境、或者說環境的價值性源於具體語境中主體的存在和主體在其間的符號活動。 對環境而言，存在於其間的時間是一個價值標准。

四、地方身份與環境

地方文化和環境相互作用，這種關係支撐著地方文化的身份。英國人類學家提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 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個雙重的過程——人類和動物在其間適應了他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使這個環境個體化了。 ②地方創造這種身份的機制在人類文化的所有層面上進行運作：主體所在的本土之地以及種種因素支撐著它個體的自我定義，語言成為描述環境對象和現象的手段；而與主體的身份聯系在一起的記憶和環境也是地方所特有的。主體和環境的關係也可以是非語言的， 瑞典人類學家、符號學家阿爾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對生活於亞馬遜的印第安人的環境關係進行研究時，對感覺符號 （sensory sign）、 語言符號（linguistic sign）和經濟符號（economical sign）進行了區分。 包括「眼睛、耳朵、舌頭、皮膚的感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我們思考並歸入語言學范圍」 ③在內的各種感覺符號允許人和環境進行最為深入的交流。如果我們回到以控制論為中心的方法上去，就可以斷言，通過對原有文化的積極參與，將主體和所在環境聯系在一起的所謂冗餘信息的量會得到增加。當信息逐漸累積，個體就能夠預知環境的過程，並由此依賴於他/她的環境。

由於外部文化因素而造成環境的突然變化，或者對另一個環境的進入也會帶來身份上不可避免的變化。作為符號結構的個體和文化為了自我維持總會要求某種語境，因此，當之前的環境消失時，對和新環境相關的新的符號關係的創造就開始了。換句話說，如果語境缺失了，那麼文化和個體就會創造出他們自己的語境。 當一個人將他/她的自然環境替換成人工環境，在自己周圍創造出存儲他身份的新媒介，並以這樣的方式來試圖彌補記憶傳統的遺失時，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符號過程。 霍恩伯格將這一過程描述為用感覺和語言符號來取代更多的、沒有鮮明特點的、表示價值交換的經濟符號。①

但是， 對新語境的創造往往會帶來標准化和簡單化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環境可以通過多種模式和隨機的過程來提供創造性和新穎性，文化就可能(pg 43)對現有的模式產生最大的依賴。
①Niklas Luhmann, 「Sign as form，」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vol.6, no.3，1999, p.27.

②Tim Ingold,「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World Archaeology, vol.25, no.2, 1993, pp.152-175;「Building, dwelling, living: How animals and people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n the world,」in M. Strathern eds., Shifting Contexts，London: Routledge, 1995, pp.57-80.

③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較之於全球規模的文化，地方文化的唯一優勢往往就在於它和周圍環境的聯系。全球文化是自足的，通過抽象的、向外投射的觀念和價值，如經濟價值、抽象象征和理想來獲得自己的身份。 而地方文化的關注點則更多地導向它周圍的環境以及它的模式和特性。約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描述了這兩種研究世界的方法的對立，他將自足性歸因於西方哲學傳統，歸因於悲劇這種體裁和生物群落中的更新物種，而將環境和地方文化的中心性歸因於喜劇體裁和本地物種。 ②

①Niklas Luhmann, 「Sign as form，」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vol.6, no.3，1999, p.27.

②Tim Ingold,「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World Archaeology, vol.25, no.2, 1993, pp.152-175;「Building, dwelling, living: How animals and people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n the world,」in M. Strathern eds., Shifting Contexts，London: Routledge, 1995, pp.57-80.

③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較之於全球規模的文化，地方文化的唯一優勢往往就在於它和周圍環境的聯系。全球文化是自足的，通過抽象的、向外投射的觀念和價值，如經濟價值、抽象象征和理想來獲得自己的身份。 而地方文化的關注點則更多地導向它周圍的環境以及它的模式和特性。約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描述了這兩種研究世界的方法的對立，他將自足性歸因於西方哲學傳統，歸因於悲劇這種體裁和生物群落中的更新物種，而將環境和地方文化的中心性歸因於喜劇體裁和本地物種。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