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符號學派的著作中，語境的概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雅柯布森發展了卡爾·比勒（Karl Burhler） 的語言模式， 在他的語言交流模式中，他將文本和語言的指涉功能聯系在一起。 在雅柯布森的學生、 美國著名的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 對動物交流的符號學研究，也就是動物符號學中，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④

作為圍繞文本或符號的一種結構，語境對符號的形式以及主體可能賦予符號的意義都有影響。語境存在於符號之外，同時通過符號關係規定著符號的局限和特征。 如此，新的詞語在形態上的形式和意義不僅取決於語言中已經存在的概念，還取決於語言中意義與形式之間罅隙的存在。在不同的語境中，一個詞語的意義會有所不同，行為是否合宜也取決於它的語境。 一件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以及文藝評論家對它們的批評，也是在更為寬廣的文化語境中獲得部分意義的。 在對符號的解釋中，西比奧克強調了語境的作用，用以證明這一點的例子是信息與語境的衝突：作為信息接收者的人基於語境作出解釋，而完全忽略了信息。 ⑤

「限制」（restraint）這一概念源自控制論，它被引入符號學中，在描述語境所起到的決定作用上具有核心意義。 這一概念認為，語境帶來了對符號冗餘（redundancy）的限制。 從冗餘開始，這種限制就有可能規定符號可能具有的意義，但是，符號本身也能夠負載語境的相關信息。我們可以引用格雷格裡·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話來說明這種符號對彼此具有約束性的影響：

如果我對你說「下雨了」，這就將冗餘引入了宇宙、信息和雨點之中；由此，單單從這到某物——條信息你就可以猜到，如果你看向窗外，就會看—而這種推想可不是隨機遇上的。 ⑥

任何已經有效的符號過程都會部分地決定這一過程未來的發展可能——在時間的軸線上，語境的作用本身得到了擴展。 在讀小說或看電影時，我們可以發現，經歷過的事會影響到將來的結果。 同樣，每一篇科學論文或藝術作品都部分地決定了正在被觀察著的話語的發展可能。符號與文本之間關系的這種特征讓我們想到了符號過程中的因果關係——皮爾斯已經對此進行了描述：一個符號過程是如何引導未來符號過程的可能的。

這種傾向似乎成為符號過程的概括性特點，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如是說：比如說，如果為了交流和思想而將符號和符號相結合，那麼，就必須對期待（expectation）進行引導，並且對將來聯接的可能性作出限制。 隨之而來的符號不能被預先決定，不能太出人意料。 因此，每一個符號不僅必須將自己作為一個實體來發生作用，它還會提供多餘的信息。 ①

①Eugene Nida,「A problem in the statement of meanings,」Lingua, no.3, 1952, pp.126. 轉引自 Winfred NO ǖ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Eugene Nida,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Amsterdam,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001, pp.31-32.

③I. A. Richards, 「Functions of and factors in language,」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1, 1972, p.34.

④Thomas A. Sebeok,「Semiotics and ethology,」in T. A. Sebeok, Perspectives in Zoosemiotics，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inor, The Hague: Mouton, 1972, pp.122-161.

⑤Thomas A. Sebeok,「Communication,」in Thomas A. Sebeok, eds., A Sign is Just a Sig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pp.29-30.

⑥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Granada: Paladin, 1973, pp.383-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