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非学术写作中，他试图将“欲望（desire）”的概念进行再阐释。欲望是某种渴求，是消费的基础。国家和资本为了控制人类的消费欲望，通过各种媒体中的记忆术（mnemotechnics）在人类记忆和意识的各个层面创造特定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为了激发特定的消费欲望而生产出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因为这种欲望是不真实的，所以会导致自己的意义消失，进而毁坏欲望本身的存在意义，让欲望无法再被生产和形成，这一进程也会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运作的本身逻辑。

这一切正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资本主义必须依靠欲望才能存在，但是对于欲望的依赖会最终毁灭资本主义本身。 为了避免被毁灭，国家与资本的力量试图影响青少年的记忆、欲望与消费。因为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个体形成的过程（becoming）中，因为叛逆、阅历尚浅和追求潮流等原因，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更容易被影响，这一影响将会持续到成年之后。而斯蒂格勒所说的政治活动，正是为了对抗国家和资本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施加的对于青少年的影响。

通过组织写作、阅读、讲故事和游戏，让青少年去理解国家和资本的记忆术的作用方式，进而去追寻真实的记忆与体验。 随著斯蒂格勒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对于他的思想的讨论中。

例如Bennington就认为，斯蒂格勒误读了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因为斯蒂格勒的思想中完全没有“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元素。按照Wills的进一步批判，斯蒂格勒没有理解到历史中，人类与技术之间的边界被建构与解构的过程。

人类是需要技术来形成自我（becoming）的，但是技术自身发展的速度与人类适应技术的速度是不一致的，为了适应技术的发展，人类不得不调整自我定义的边界（例如随著智能手机技术的发展，人类不得不接受手机作为身体延伸的一部分的角色）。

因为技术发展速度和人类自身发展速度的不一致，关于人类和技术的边界的定义在不断形成和改变，也就是不断地建构和解构中。斯蒂格勒的思想中完全忽略了这一不断建构和解构的特征，而是一直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分界线一直是清晰和确定的。

与Bennington和Wills的看法有些类似，Ekman认为人类存在（being）包括了两个基本部分，人类个体和人类创造的机器；这两个部分一起，而非仅仅人类个体，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本质。不同于斯蒂格勒将技术更多地视为外在于人类的东西，Ekman认为技术就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斯蒂格勒的思想立场中给予了人类本身太多的特权。

本文作者Crogan并不同意这些批判者的观点。在他看来，这些学者的讨论过于学术，而忽视了斯蒂格勒思想中的真正重要之处：政治。谁？为了什么？如何影响和塑造了记忆？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些影响？这些才是更加重要的。哲学让人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Crogan和斯蒂格勒都愿意追求马克思的步伐，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每个学者，在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都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