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得來看，我們不能認為維柯已在西方或得足夠多的重視。比如施特勞斯編《政治哲學史》和最近重譯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中都沒有維柯的地位，近年來也沒有更多關於維柯的專著湧現。當然Donald Phillip Verene和Leon Pompa等學者多年來堅持研究維柯，他們的工作值得推薦。

眾所周知，馬克思曾經三次引用維柯。一次是致信恩格斯，一次是致信拉塞爾，最著名的一次則出現在《資本論》的一個腳注之中：「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重嗎？而且，這樣一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因為，如維柯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

這段話明確地闡述了維柯的verum-factum（真理即成事）原則，把人的勞動、人創造的歷史置於最高位置。從此以後，關於維柯和馬克思的對比研究絡繹不絕，更多學者既反對馬克思也反對維柯。上世紀80年代，Giogio Tagliacozzo編輯過一冊《維柯與馬克思》，匯集了當時學者對這兩人的比較思考，上圖可以外借。

維柯的自然法思想、人文主義思想、神學形而上學思想、語言、科學等思想都應該聯系起來研究，與後世的海德格爾、尼采等也不無想通之處。最令我感慨的是他的歷史哲學。人的心靈、精神和語言墮落之後，真正的歷史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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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有這樣一種企圖，即在選擇性地保留啟蒙運動面貌的某些特征的同時（顯而易見的是自由政治），復興反啟蒙運動思想的某些方面。這種企圖也許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在哲學上和歷史上都是天真的想法。維柯、維柯的支持者和他們的對手們都很清楚，現代思想不是一個集團，其中存在兩種朝著相反方向運動的敵對傳統，逼迫我們從中做出選擇。或者一方把自身托付並生活於寬廣的啟蒙運動傳統中，崇尚理性、懷疑主義和自由，或者一方跟隨反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出發，他們放棄那些原則，轉而追求秩序、權威和確定性。非此即彼：現代世界並不存在第三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