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技術流動的背景下，技術的消費和使用與西方話語主導的現代性、社會進步甚至全球公民身份認同等符號和意義緊密相關[117]，然而，技術也具有社會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不同社會文化語境下的大眾對技術有著獨特的使用慣習，同時賦予技術特定的訴求和期待。因此，本土企業對於外來技術的吸納並不是一種簡單復制，而是經過篩選、改造和重組。山寨滿足了經濟收入偏低但追求現代性想像的草根群體不斷變化的需求和偏好，為他們提供更豐富的日常生活體驗，同時蘊含了本土技術創新的可能[118]。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有利於揭示特定語境中社會大眾對經濟活動彈性、多元的理解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實質影響。

經濟活動與地方社會文化之間相互建構的遞歸性(recursiveness)機制在消費地也同樣成立。首先，產業和行業可能引導和重塑消費地大眾的社會文化和關係。比如，Hobbs等觀察到享樂主義傳統促使了夜總會及其相關活動在英國城市中心的湧現，這種新興的城市夜間經濟又重新定義了城市中心的新功能，進而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觀設計和交通出行網絡，也形塑了新的城市夜間管理制度、公共空間參與，甚至市民的文化身份[119]。再比如，Gibson等提出近年來在西方世界和亞洲部分地方流行的婚慶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文化經濟事件，它以地方傳統的婚嫁習俗為基礎，同時也促進了許多社會規範和社會關係的重構和再生產，比如在澳大利亞的婚禮主題雜誌中，通常包含許多關於什麼是合適的準新娘、準母親的角色和義務的話語。它一方面為提供婚慶服務及相關產品的公司提供建議，形塑著行業本身，另一方面也重新定義了性別角色和性別關係[41]。

文化經濟地理學的另一個重要關注點是經濟活動的物質載體與社會大眾文化之間的相互建構。比如，時尚服飾的消費時常被認為與性別認同和民族身份認同的重塑存在密切聯系[120]。在當代信息社會，對技術的消費和利用更是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全方位的日常生活體驗。共享經濟、智能手機應用和地理信息技術的結合，拓展了大眾對地理空間的認知，也革命性地重塑了通勤、娛樂、休閑的時空組織模式；對於現代人尤其是都市人而言，許多文化意義與身份認同的表達、社會關係與交往的維系均依賴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技術；然而，對於某些弱勢群體而言，數字鴻溝(digital gap)的存在也可能催生新的社會不平等[121-124]。

新的認同、意義和慣習又會反過來定義和推動下一輪的產品內容、設計和創新。由此，Jackson指出，應該超越經濟和文化的二元性，理解當代消費文化及其相關的物質形式[120]。文化經濟地理視角認同經濟和文化、物質與非物質過程是共同建構的，這也呼應了近年來人文地理學中的「再物質化」(re-materialization)轉向[125-126]。

4 結論與討論

空間科學範式和政治經濟學範式在經濟地理學研究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誠然，成本、區位、資本、技術等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關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且經濟和交易的很多情境也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因此，文化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與其說是爭論、對立的關係，不如說是互相補充、相輔相成的關係。本文基於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將經濟重新理論化為文化系統和社會過程，以求提供一個在全球資本主義和彈性生產的現實語境下，再認識與社會文化要素耦合的經濟活動與現象的理論框架。具體而言，從經濟行為和實踐的角度出發，經濟動機和目標常常被多元的社會文化要素所形塑，經濟行動者的經濟實踐又具有社會—空間根植性，取決於情景化的社會關係和社會互動過程，同時也被更大尺度的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所影響。超越經濟行動者群體，將目光轉向更廣闊的地方社會文化視野，經濟活動既從生產地和消費地的社會大眾文化中獲取意義和價值的來源，又不斷地重塑生產地和消費地的地方文化，為當地社會大眾提供更為豐富的話語和意義，雙方存在遞歸性的相互建構關係。

更進一步說，無論是基於經濟行為和實踐，抑或是基於經濟活動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共同點是強調經濟活動的語境嵌入性，區域和本土尺度的多元經濟實踐成為了研究的核心關照。主流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對象通常是基於西方市場經濟語境的、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活動。但正如Sheppard所言，經濟與社會、物理和自然環境過程不可分離，因此是多元化的，雖然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似乎創造了最好的普世經濟實踐，但在主流經濟活動之外，仍然存在地理上分異的可能性和可供想像的空間[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