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無意於損害聞一多先生光輝的愛國形象，只是因為民族獨立的偉大使命早已完成，我們已經毋須借助所謂的龍圖騰來做「救國藥方」，因而可以沈靜下來，從學理的角度重新審視聞一多的《伏羲考》。

 《伏羲考》的核心是第二部分《從人首蛇身像談到龍圖騰》，可是，這一部分的論據卻十分單薄。聞一多說「我所有的材料僅僅是兩篇可說偶爾闖進我視線來的文章」，一篇是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一篇是常任俠的《沙坪壩出土之石棺畫像研究》。拋開那些與龍圖騰的論證沒有必然邏輯關係的繁瑣細節，下面我們看看聞一多的龍圖騰是如何生產出來的。

聞一多首先梳理和羅列了一批伏羲女媧人首蛇身交尾像，然後「揣想起來，在半人半獸型的人首蛇身神以前，必有一個全獸型的蛇神的階段」，循著這種「揣想」，他將之與交龍、螣蛇、兩頭蛇、一般的二龍全都聯系起來，斷言這種二龍交合的表象背後一定有著某種悠久的神話背景：「其淵源於某種神話的『母題』，也是相當明顯的。」那麼，這個母題究竟是什麼呢？聞一多沒有經過任何論證，馬上就給出了答案：「我們確信，它是荒古時代的圖騰主義的遺跡。」這個圖騰，就是龍。

那麼，「龍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同樣沒有經過任何論證，聞一多馬上就給出了答案：「它是一種圖騰，並且是只存在於圖騰中而不存在於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因部落的兼並而產生的混合的圖騰。」

接下來的文字，與其說是「事實論證」，如說是「理論說明」。只不過聞一多所依據的理論，並不是人類學既有的圖騰主義理論，而是他自己發明的「化合式圖騰」新概念：「在化合式圖騰中，必然是以一種生物或無生物的形態為其主幹，而以其他若干生物或無生物的形態為附加部分。龍圖騰，不拘它局部的像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魚，像鳥，像鹿都好，它的主幹部分和基本形態卻是蛇。這表明在當初那眾圖騰單位林立的時代，內中以蛇圖騰為最強大，眾圖騰的合並與融化，便是這蛇圖騰兼並與同化了許多弱小單位的結果。」

這種「合並與融化」的觀點，只曾見於上述林惠祥的《中國民族史》，沒有任何實證的依據，無法得到人類學理論的支持，因此曾有人類學家批評說：「我們知道所謂圖騰是指被原始民族視為自己祖先或親屬的自然物，一般是動物植物，有時也會是無生物，但是，無論如何圖騰物總是自然界中實有的物體。龍作為一種圖騰同時又不存在於自然界中是難以令人接受的。」(68)

可是，聞一多並不需要人類學理論的支持，他只需要「圖騰」這麼一個新概念。他在自己發明的「化合式圖騰」理論框架中，未經論證迅速得出了龍即大蛇的結論：「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便叫做『龍』。後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Klan)兼並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於是便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

這個結論肯定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自有龍紋以來，龍形象就一直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商和周的龍紋不一樣，漢與唐的龍紋不一樣；即便同一時代，不同地域的龍紋也有差別。從大量出土的漢代畫像來看，龍紋跟虎紋就很難分別，有時只能依據其所處的位置來做判斷。而所謂「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的畫龍技法，更是在宋代以後才逐漸成型的。除非聞一多能證明宋代依舊處於前氏族社會的圖騰主義時代，證明宋代有多種圖騰的共存與兼並，否則，用宋以後定型的龍紋來說明氏族圖騰的兼並，在邏輯上就無法說通。

問題還不止於此。聞一多在對該預設的演繹中，幾乎完全不顧及材料語境，將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材料做出顛倒時空的安排。按照該預設的要求，聞一多居然將記載最晚的「斷發紋身」案例設為原始圖騰的「第一個階段」；然後將記載更早的「人首蛇身」的案例當作圖騰變為始祖的「第二階段」；接著，再將記載最早的「全人形」的始祖傳說當作圖騰蛻變的「第三個階段」。

(68)閻雲翔《試論龍的研究》，馬昌儀編《中國神話學文論選粹》下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第5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