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影像與民主》（Cinematographic Image， Democracy， and the “Splendor of the Insigni-ficant”）是索朗·蓋農（美國康涅狄格州大學法國語言文學專業教授）與雅克·朗西埃的訪談，該文發表於《二十世紀法國研究》（The Journal of Twentieth-Century）2000年第4卷，第249頁至第258頁。（2000），文許珍譯。

【訪談前言】

盡管早在1974年，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就在《阿爾都塞講稿》中批評了“唯科學主義”（scientism），並且在這之前他還與路易·阿爾都塞合著了《讀〈資本論〉》（Lire le Capital），但朗西埃仍然和位於烏爾姆街上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那些“教授”的名字聯系在一起。這樣一來，在克里斯蒂安·德拉康帕涅最近出版的《今天的政治哲學》中，朗西埃只作為馬克思的翻譯者出現。在馬克·薩頓的作品集《法國的民主》（La Démocratie en France）中，朗西埃唯一被收錄的文章來自他1981年的《無產者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 archives du rêve ouvrier）。

然而，民主和政治問題一直是朗西埃的研究核心。對他來說，沒有民主就沒有政治，他將民主定義為一個由平等的、無“官方特權”的、“匿名”的、“缺一不可”的行政人員所構成的政府。朗西埃明確將以解放思想為目標的“政治之政治”（la politique-politique）與“治安之政治”（la politique-police）區別開來，並將前者定義為一個依賴辦公室分級和功能分類、以其所謂的“感性分配”（le partage du sensible）為決定因素的政府。

朗西埃打破了“政治”、“民主”、“平等”等術語的固有邏輯，並在自己的文章中論證了研究對象和方法之間縝密的凝聚力，極力避免割裂學科之間的關係。因此，他強調“不可分類”（unclassifiable），並發現自己持續處於不同語言和他呼籲的知識領域的越界關係中。這種方式本應該使他站在“極左”哲學家的隊伍中（如果我們至少相信菲利普·雷諾的話，那麽在他的文章《新極端主義》中甚至都沒有影射朗西埃）。但是朗西埃仍未被列入“政治哲學家”行列，事實上，朗西埃自己對哲學分支——“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抱有極大的懷疑。 

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前校友和梯也爾基金會前研究員的完美轉換中，朗西埃的建議沒有出現絲毫異端。朗西埃曾在1969年於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執教，從1990年開始擔任美學和政治學教授。他也是《邏輯反叛》（Révoltes logiques）雜誌1975—1986年間重要的幕後力量，並且是1986—1992年間國際哲學學院的項目主任。然而，這個路線深刻而又孤獨地隱匿了他的理論：通過定義適當與不適當來急切地解放和劃分知識領域的前沿。朗西埃想證明，所有的時間都在試圖阻撓一個確定的“感性的分配”；那就是“感性系統表明，它可以證實存在的集體性，以及定義分別分配的地方和部分。”在福柯之後，朗西埃回顧了政治美學，一種基於“人們看到和談論的東西，以及誰有必要去看，誰有能力去說，還有空間的性質和時間的可能”之政治。

朗西埃的《以歷史之名：論知識的詩學》已經引起一些敏感歷史學家的抗議。之後他又用《馬拉美：塞壬的政治》（Mallarmé: La politique de la sirène）激怒了一些挑剔的詩學研究者。他還用最新的著作，如《無聲的發言：關於文學中的矛盾》（La Parole muette: essai sur les contradictions de la littérature）和《詞語的肉體：寫作政治學》等來阻撓確鑿的文學人物。但最終，《批評》（Critique）雜誌將最值得注意的特殊合訂本獻給了朗西埃，征服了那些一直以來最頑固的人，並膜拜了“窮人的哲學家”（philosopher of the poor），以及朗西埃那嚴苛、嚴肅、完全不妥協的堅定思想。朗西埃對文章的讀者漠不關心——他認為讀者要被平等地看成和他一樣聰明——朗西埃似乎在享受民主這個詞的偶然性，寫作是要寫給誰以及寫什麽，他堅持使用一種困難的、非同尋常的語言，假定自己是像尤瑟夫·雅克托一樣的“無知學者”，朗西埃為此出版了《無知的教師：關於智識解放的五篇論文》。雅克托是一個奇怪的人，朗西埃從他那裏借用了平等的概念作為假設的前提，由此質疑知識平等和社會不公之間的分配問題，這使他廢棄了教師的邏輯，擁有這個邏輯的教師“會確保自己的學識能夠在無知者和智識者之間填補每一個知識空白”。（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參考我和詹姆斯·卡文納與朗西埃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