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時候檢視考試制度了

檢定考試，究竟是在測量學生的能力，還是在測量他們適應考試制度的能力？

這個問題，正在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現場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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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華文科的特優率從前一年的23.2％大幅下降至15.1％。換句話說，原本每100名考生中約有23人取得特優，到了2025年只剩約15人。

一年之間，取得特優的學生約減少4,180人。

面對這樣的變化，要追問的應該不是「2010年13.1％是不是歷來最低」，也不是華文究竟「難不難」。更值得教育當局回答的是：

為什麼華文科長期容易出現「可以及格，卻很難拿A」的現象？

華文教育在馬来西亞素来特别容易惹起情緒，我們此刻最需要的，是冷静地把這問題放回教育評量的位置上。

「容易及格」與「容易拿A」，是兩回事

教育部曾表示，華文科並不難考；考生可以很容易地便取得及格的成績。這說法像不像有政客說：“在我們執政期間，你看過有人餓死嗎？”

餓不死和生活得幸福，應該是两回子事吧？同樣的，「及格」與「卓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教育概念。

如果一個學生掌握基本能力，就能通過考試；但即使表現優異，也很難進入A級，那麼真正需要檢視的便是評量標準、題目設計、評分方式，以及最後如何劃定不同等級的界線。

從近年的數據來看，這種疑問並非沒有根據。

自2020年起，與馬來文、英文、阿拉伯文、淡米爾文、伊班文及卡達山杜順文等主要語文科相比，華文科的特優率幾乎年年處於相對低位。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與伊班文過去也曾面對特優率偏低的情況，但近年逐漸回升。部分語文科的特優率已穩定超過30％，英文約30.9％、伊班文甚至達48％。

為什麼華文偏偏那麽巧，長期低於25％，2025年更降至15.1％？

這恐怕不是「華文比較難考」；「華文要維持高水平」，所可能解惑的。

因為如果「難」本身就是答案，那麼還需要進一步解釋：難在哪裡？是學生程度不同？教材不同？授課時間不同？考題不同？還是評分標準不同？

成績分佈，可能比平均分數更值得關注

考試制度中，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概念是「成績分佈」。

2025年，華文科約73.7％的學生集中在B與C等級；相較之下，其他主要語文科的B、C比例約在30％至50％之間。

這種差距值得教育專家進一步研究。

因為考試結果並不是單純由「學生會不會」決定。試題難度、評分標準、閱卷一致性，以及A、B、C之間的分界線，都可能改變最後的成績結構。

因此，社會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華文很難」或「華文不難」的答案，而是一套可以被理解、被檢驗的評量邏輯。

一個公平的考試，不一定要讓更多人拿A；但必須讓所有達到A標準的人，都有機會得到A。

為什麼需要公開評分標準？

目前最需要正視的，是「透明度」。

如果教育當局能夠更清楚地說明華文科的命題架構、評量目標、評分準則、閱卷程序、教師與閱卷員培訓，以及不同等級的判定原則，許多爭議其實可以透過資料得到答案。

尤其是「重改成績」的案例。

部分學生在申請重新檢查SPM成績後，最終取得更好的成績，甚至由原來的成績提升至特優。單憑這些個案，當然不能直接推論原本的閱卷存在系統性錯誤。

但它至少提出了一個合理的問題：

同一份考卷，為什麼在重新檢視後可能產生明顯不同的結果？

這個問題應該由制度回答，而不是由社會猜測。

公開評分標準，不代表降低標準；相反地，透明的標準往往更能保護高標準。

別忘了，學生有多少時間學習？

談考試成績，也不能只看考卷。

華文在部分國中面對師資不足與授課時數有限的問題。相較之下，英文、馬來文等主要語文科有較完整的課時安排。

如果一名學生每週接觸一門語言的時間明顯較少，卻要在同一個國家級考試中接受嚴格的語言能力評量，那麼成績差異究竟反映的是學生能力，還是學習機會的差異？

這是教育政策不能迴避的問題。

教師與學生也反映，部分華文試卷在閱讀理解要求、內容選材與評分方式上，可能與學生平時的學習經驗存在距離。

改善的方法不必是降低難度。

例如，可以增加具有馬來西亞本土特色的文學作品、新聞文本與生活情境，讓學生在熟悉的社會文化脈絡中展現閱讀、分析與表達能力。

高標準與貼近學生，並不矛盾。

真正好的評量，是既能區分不同程度的能力，又不讓考題本身成為不必要的障礙。

當「難拿A」開始改變學生的選擇

這個問題更深一層的影響，是它可能正在改變學生的選擇。

2017年，報考SPM華文科的學生約60,521人；到了2025年，只剩46,046人，8年間減少14,475人。還有什麽比這更叫關心母語教育覺得害怕，甚至浮起「親者痛仇者快」的印象？

人數下降當然可能有許多原因，包括人口結構、學校選課、家庭語言環境及教育政策等，不能全部歸因於評分制度。

然而，如果「華文難考、難拿A」逐漸成為學生與家長的普遍印象，那麼它可能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

學生擔心影響總成績，因此放棄華文；考生減少，華文班縮小；大學中文系招生受到影響；未來華文教師來源減少；最後又進一步削弱華文學習的條件。

這已經不只是一次SPM成績波動，而是整個語言教育生態系的問題。

改革，不是要求更多A

因此，今天討論SPM華文科，不應該變成「政府是不是刻意壓低華文成績」的政治猜測，也不應該變成「是不是要讓更多學生拿A」的簡單爭論。

真正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可以被信任的制度。

如果標準很高，社會可以接受。

如果A很難拿，只要所有學生都知道「什麼叫做A」、老師知道「怎麼教到A」、閱卷員知道「怎麼評A」，而且不同年份之間的標準具有一致性，那麼高標準本身並不是問題。

問題是：當標準不夠透明，成績卻長期出現異常落差，社會自然會產生疑問。

因此，教育部應該公開更多與SPM華文科相關的評量資訊，並邀請華文教育工作者、教師、評量專家及相關持份者參與檢視。

改革的目的不是降低華文的學術要求，而是讓要求變得更清楚；不是保證更多學生拿A，而是確保每一個真正達到A級能力的學生，都能得到與其能力相符的成績。

教育制度之所以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文化資產，是公眾對公平競争的信任。

對SPM華文科而言，現在最需要的，也許不是再爭論哪一年最低，而是認真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一個考生究竟要做到什麼，才算值得一個A？

如果這個答案可以清楚、公開而一致地告訴所有人，那麼「難拿A」的爭議，才有可能真正走出猜疑，回到教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