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再次榮獲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不僅成為首位以3D作品榮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得主，也平了電影大師史提芬史匹堡2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紀錄。

一瞬間，“李安＂再次成為文化顯學。除了大中華地區的電影圈熱烈討論外，連不相干的政治領域也趁機揩李安的油光。

從台灣議員到中國大陸政委，紛紛都把李安從電影內可能隱含的訊息至他出身成長背景都拿來邀功，似乎非得把李安這次難得成功“西征＂的光榮無限上綱歸在國家的“培育之恩＂。

固然，李安這次得獎除了運氣外，背後所有構成他拍片態度與學識的因素都不能忽略（包括中華國土情結、台灣家庭教育或入世謙卑儒學）。

但是，這次能擊敗多位強勁對手得獎，最終仍歸功於“藝術凌駕政治＂，撇除許多外在阻擾，懂得判斷電影核心精神的需要，才能釀製成最後甘甜悠長的戲味。

過去，李安也曾因為許多政治與社會價值觀因素干擾，面對作品遭無理抨擊的批評。

上一次獲得最佳導演的《斷背山》因同志課題，遭許多保守宗教態度抗議（部份揣測這是最終失去“最佳電影＂的其中因素）；《色戒》也因戲中大膽性愛拍攝，也遭到部份杯葛與非議。

但經過許多年，這些電影脫離了當時社會輿論後，已逐漸擁有經典的輪廓――這就是藝術需要創作自由與尊重的詮釋。

電影從來就不是政治工具，而是反映社 會的反思載具；當電影產業擁有最好的專業分工，政治干預歸零，才能鑄造出多元精彩的發揮空間，而李安才能把號稱“史上最難翻拍的小說＂的《少年PI的奇幻 漂流》拍得真實感人，間接也把那台灣的人造浪與各地特效公司（包括大馬）團隊提昇到新境界。

回看大馬，這幾年中文電影產業算是冒芽蓬勃。由於《大日子》的成功，讓這些本土草根的大眾電影頓時成為賣座方程式保證――果然，事實證明這種市場行銷定位沒錯。

但是，若只是一味把電影當成賺錢工具，背後少了更多藝術創作的理念撐腰，最終“大馬電影＂始終只是飯後娛樂的其一消遣；消化了一陣話題，蒸發了永傳地位。

當然，現在大馬中文電影業剛起步，把“得獎＂當成必要之事未免太過急促。

但環顧許多國家的電影產業發展背景，創作力最旺盛時期往往就是電影產量培植期。

若現在電影工作者沒有把人文或藝術創作當成拍攝考量（這並不意味必須與商業完全切割，例如《少年PI的奇幻漂流》就是成功兼顧兩者因素），心中沒有傳 遞給本土觀眾源遠流長反思的期望，那李安終究也只能是“別人的李安＂，我國永遠都只能在邊場看熱鬧。

只有電檢局願意收起狹隘不理性的剪刀，電影輔助制度懂得提拔人才，電影工作者有個創作夢想高塔，投資者願意從旁協助建立完善的分工專業，外加觀眾的 擇善支持，這樣大馬電影才能立足本土，站立國際。

若功利思考，屆時旅遊文化產業根本就不用再耗資四處敲門賣廣告了。

（收藏自 11.3.2013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郭朝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