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東·譯

我跟喬治結婚之前，早就知道他是個雄心勃勃的人。那時我們還沒有訂婚，他就把心底里的秘密告訴了我：他要寫一本大部頭著作，書名叫做《倫理學研究》。“不過我還沒有動手，”他習慣地說，“冬天一到我就動手，每天晚上堅持寫。”白天里，喬治在一家公司供職當秘書。公司器重他，他只得把自己一天里最好的時間花在寫信記帳上。他說，等書出版了，他就出名了。我說：“要是你能多些時間自己支配來寫書就好了。”

“我倒不在乎忙。”他像一個永遠壓不垮的英雄那樣輕鬆愉快地說，“你留意到麽：世界上大凡偉大的著作，幾乎都是出自忙人的手筆。毫無疑問，一個人只要有寫作天才，作品是遲早要問世的。”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眼睛熠熠發亮，語調充滿激情。這種激情很快感染了我。

每次我們一見面，便盡談些未來，或由他滔滔而論，我合掌傾聽。不久，我們就訂婚了。喬治可不是個一般見識的情人，他不會三天兩頭嚷嚷“好人兒”呀“漂亮”呀這類詞——他從不屑這樣。我們單獨呆在一起時，他就把手伸給我，讓我一邊兒牽著，一邊兒聽他熱切地描述他那本《倫理學研究》。

我們訂婚不久，喬治好言好語，要同我結婚。

“我定不下神寫書，除非結了婚。”他說。

他一心一意想定下神寫書，所以我就依了他。我們跑遍了倫敦城物色家俱。我看中了一張長沙發，可喬治以他慣常那種意味深長的口氣說：“咱們買張寫字台吧，我寫書用得著。等書寫出來了，買半打長沙發都不成問題。”

又一次，說好他一個人出去買些畫來裝飾會客室。傍晚回家時，他說：“畫沒買，我買了張大安樂椅。我想你不會反對的。親愛的，為了寫一本大書，一張大安樂椅是必不可少的。”

他甚至連墨水瓶的事也想好了。

“在書房里，要是我老發現墨水瓶空了，得用水調了煤煙應付，那我準會發脾氣。所以得買個瓶架子，嵌得下兩個墨水瓶。”

“好的，”我接著說，頭腦充滿年輕人的狂熱，“我擔當照管這兩個瓶子的任務，保證不讓空了。”

“好人兒！”他心醉神迷，非常喜歡我順著他的思路接話。他用甜蜜蜜的聲音撫慰我，慫恿我繼續說：“每天晚上時間一到，我便把稿紙攤在寫字台上，把蘸筆放在一旁，還記著換上新筆尖。”

“你真是我的好妻子！”他高興得叫了起來。

“不過你不可以寫得太遲，我要給你定個時間，到了晚上10點鐘，你就要停下來睡覺。”

“這樣安排當然好，不過有時候我可能靈感來了，一下子停不下來。”

“那我就悄悄到你背後一把奪下筆！”

“到了星期六晚上，我就把一周里寫的念給你聽。”

千真萬確，我深深地愛上了喬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