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一書有許多精彩論斷，例如宇宙觀的變化影響景觀的論述很有穿透力。段氏提出中世紀的時間觀與垂直旋轉的宇宙觀相互契合，本質上是不斷循環的。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之後，循環的時間觀被線性的時間觀代替，垂直的宇宙觀被平行的空間觀代替。與此相對應的是，建築學和景觀學的空間等距變換原理，讓位於軸向延伸以及放射性佈局的開放空間觀。人的戀地細微而精妙，對環境感知差異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文化可以影響甚至決定感知，不同文化中的人對同樣的環境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例如中國傳統住宅，以墻圍住，自成天地，對於中國人而言，像徵著安全和穩定，但是對美國人而言，可能是像徵著封閉和缺少流動。

感知還有明顯的階層性，居住在湖畔的白人中產階級與城南貧民區的黑人對芝加哥的認知是不可能一致的，同樣劉姥姥和妙玉對大觀園的感知也有天壤之別。不過，高端人口並不能保證對環境感知勝於低端人口。少年時期，我的家鄉有一位博士，常年在外讀書，有一年他的父親去世，回家奔喪，竟然找不到自己生活二十年的村莊，被鄉人作為笑談。可見博士雖有知識，但是對鄉土的感知已經不如一位農人。

當然，戀地情結只是人類對環境的一面，人類對於環境還有恐懼的一面。正如段義孚幼年在重慶上學的經歷，南開小學實行宇宙主義教育，是一個充滿自由和陽光的世界，但是上學路上必經的柏樹村則是另一個世界，因常有葬禮，被竹席包裹的屍體和上面放著的一隻公雞，就充滿著迷信和恐懼。因此，段義孚對於人與地的追問並未止於戀地，之後又寫出《景觀恐懼》（Landscapes of Fear, 1979），反映人類在災害、饑荒、瘟疫、鬼巫、刑法、監禁等這些有形或無形環境中的脆弱和恐懼。

在《戀地情結》之中，段義孚的觀察多是通過對常識的聲明，來審視習以為常的生活和思想，從希臘神話到中國歷史，從英國哲學到美國社會學，將各學科材料信手拈來，妙手裁剪，行雲流水，不漏痕跡，以深厚的人文傳統制衡功利性的應用科學，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地理學本身，所以《戀地情結》剛出版的時候一個大學書店將其歸類為「天文學和神秘學」。

本書博大精深，翻譯難度不小，所幸的是段義孚是一流的散文家，文如其人，溫潤似玉，印證了一句話：最厲害的人是最溫柔的。兩位譯者，用功頗深，翻譯精當，但偶有瑕疵，例如著名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直譯為約瑟夫·尼達姆，實在是不應該（193頁）。總之，《戀地情結》產生的直接背景是地理學的計量革命，而締造者段義孚，在此書中重新定義了人在地理學的地位，將人本主義發展成為地理學一種新的知識論。 本書自1974年出版，直到2018年才有中文譯本，這個時間也基本符合中美兩國人文地理學的差距。現代中國的城市化和去鄉土化氣勢如虹，無土時代（rootless-ness）正在臨近，無土時代的戀地情結，對當下中國可能另有一番啟示。（本文作者：張雷[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 原載：星韻地理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