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地情結：對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觀的研究》（[美] 段義孚著， 志丞、劉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5月出版，424頁，45.00元）

1938年的戰時首都重慶，一位小學生踏著津南村的石板路，穿過雜草叢生的柏樹村，一蹦一跳地去學堂，學堂是有名的南開小學。在這個只有一間教室的學校，他聽到了瓦特和牛頓的故事，得到人生最初的教育，知道外面還有一個大千世界。這位小學生就是日後美國人本地理學的旗手段義孚（Yi-Fu Tuan）。段義孚1930年出生於天津官宦之家，父親段茂瀾（1899-1980），祖籍安徽合肥人，民國外交幹將，在族人段祺瑞的資助下，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其間與周恩來熟識。

後考取清華公費留學，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1928年回南開大學教授法文和德文，後任天津電話局局長。1935年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1941年赴澳大利亞任駐澳公使館參事、駐悉尼總領事，從此輾轉各國。1945年任駐馬尼拉總領事，1946年任駐英國大使館公使銜參事，1949年任駐法公使及代辦，1956年至1959年任「中華民國」駐巴拿馬大使。

段義孚少年時期因父親職務變動四處播遷讀書，從天津到重慶，從澳大利亞、菲律賓到英國等地，1951年和1955年分別獲得英國牛津大學學士和碩士，1957年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理系獲博士。在伯克利期間，段義孚的學術訓練以自然地理為主，博士論文是研究亞利桑那州的地貌，同時受文化景觀學派大師卡爾·蘇爾（Carl O. Sauer, 1889-1975）的影響。段氏畢業之後任職新墨西哥州大學，就地研究新墨西哥州的自然地理，著有《新墨西哥的氣候》（The Climate of New Mexico，1969）。不過，段義孚逐漸意識到地理學重地輕人的弊端，即把人當作理性的客體而非主體。

他開始書寫關於環境認知、環境心理和行為等方面的文章，發掘地理過程中人的感知，這種探索的結果就是《戀地情結》一書的出版，雖然此書出版於1974年，但是戀地情結最早可以追尋到他1961年的文章。段義孚《戀地情結》的產生大致有三個歷史背景，首先是源於對地理學計量革命的批判。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美國地理學界以空間科學、量化革命以及邏輯實證主義為主，地理學之中人逐漸消退，此消彼長，地卻越來越重，人文地理屈居末席。段義孚試圖重新定義人在地理學中的價值和意義，關注人類如何創造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揭示地理學中多層次的主觀性。

其次是美國六十年代以來的環境運動，特別是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之後，科學與詩意兼備的寫作，促使整個社會重新反思人類與環境的關係。最後是源於個人的體驗。段義孚自少年漂泊時期，就思考人與地的關聯，關注人類的存在和生命的意義。中國作為段氏的故土，又有著特殊的意義。1970年在《戀地情結》之前，段義孚著有《中國》一書，來解釋人類如何塑造景觀，論述古代、帝制和近代時期中國的景觀與人類生活，強調技術變革在地理景觀中的作用。

戀地情結是關於人與地如何相依的系統研究，這是此書的主線。段義孚將當時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引入地理學之中，發掘人類經驗的複雜性和精妙性，深描人的地理感受，構建人本地理學，而非實證主義的抽象解釋。即通過研究人對環境的感知(perception）、態度（attitude）和價值觀（value），探討人與地之間的感情紐帶。因為感知、態度和價值觀三者是有等級的：感知是對外界刺激在感覺上的反應；態度是人面對世界的方式，穩定性比感知更強；而世界觀則是概念化的經驗，是態度的系統化。因此，此書以遞進式論述，先論述共同的生理、心理、種族以及個人的感知，然後是態度，再次是價值觀和世界觀。之後，從人類宏觀歷史角度，講述文藝復興時期科學模型替代中世紀的宇宙圖景，以及人類這種世界觀的變化對環境態度的影響。在書中最後部分，段義孚將戀地情結放在城市之中，特別是美國城市之中進行檢驗。（原載：星韻地理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