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彼得·康寧認為: 「難道協同作用必須被感知/觀察，才能像某些理論家所說的那樣，被稱為湧現效應嗎？很明顯不是。與湧現相關的協同效應是真實的、可衡量的，即使沒有人在那里觀察它們。」

有序系統的低熵值可以看作是主觀湧現的一個例子: 觀察者通過忽略基本的微觀結構（例如分子或基本粒子的運動），並得出結論，該系統有低的熵值。

另一方面，混亂、不可預知的行為也可以被視為主觀湧現，而在微觀尺度上，組成部分的運動可以是完全確定的。

在宗教、藝術和人文學科

在宗教中，湧現是宗教自然主義和綜合主義的表現形式，給人一種神聖的感覺，通常認為在完全自然主義的過程中，複雜形式是從更簡單形式中產生或演化出來的。例如，2006年出版的 Ursula Goodenough 和 Terrence Deacon的《自然的神聖湧現》和 Stuart Kauffman的《超越還原論的:重塑神聖》，以及2014年出版的Alexander Bard和Jan Söderqvist的《綜合主義: 在互聯網時代創造上帝》，這個也被拍成電影：Futurica Trilogy 未來三部曲。關於社會形態出現的早期論證（1904-05），部分源於宗教，可以在 Max Weber最著名的作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找到。到近代以來，一個新的社會系統的湧現與多個相互作用的部分之間的非線性關係所導致的秩序的湧現是聯系在一起的，其中多個相互作用的單元可以是個人的思想、意識和行動。

在藝術中，湧現被用來探索創新、創造和作品創作。一些藝術/文學理論家（Wheeler，2006; Alexande，2011）利用複雜性科學和湧現理論提出了替代後現代理解的「作品創作」。他們認為藝術的自我和意義是湧現出來的、相對客觀的現象。Michael J. Pearce用湧現現象來描述與當代神經科學相關藝術作品的經驗。實踐藝術家Leonel Moura則認為他的「機器人藝術」具有真正的、基於湧現原理的創造力，盡管這種創造力還很初級。在文學和語言學中，湧現的概念被應用於文體學領域，以解釋文本的句法結構和作者風格之間的相互關係（Slautina，Marusenko，2014）。

在國際發展中，湧現的概念被用於一種稱為 SEED-SCALE 的社會變革理論中，以顯示基本的原則是如何相互作用，從而推動符合文化價值觀、社區經濟和自然環境的社會經濟發展。這些原則可以利用一系列標準化的任務來實現，利用遞歸的執行方式以各自特定的方式進行自組裝。

在20世紀90年代後殖民主義理論，「Emerging Literature」通常翻譯為「新興文學」，指的是在全球文學景觀中獲得勢頭的當代文本主體。而「emergent literature」通常翻譯為「湧現文學」，是文學理論中使用的一個概念。

湧現的過程和特性

當一些簡單的個體（主體）在一個環境中運動時，可能會出現湧現的行為或湧現特性，形成整體層面更複雜的行為。如果湧現發生在不同的尺度上，那麽原因通常是不同尺度之間的因果關係。換句話說，湧現特性通常意味著在系統中存在一種自上而下的反饋形式。出現湧現特性的過程可能發生在觀察系統之後或觀察時，並且通常可以通過變化累積所形成的模式來識別，這個過程一般稱為「增長」。湧現行為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不同尺度之間存在複雜的因果關係和反饋，這種關係被稱為互聯性 Interconnectivity。湧現特性本身既不是完全可預測的，也不是完全不可預測和前所未有的，而是代表系統進化的新層次。複雜的行為或者特性不是任何一類實體的特性，也不能輕易地從較低級別個體行為中預測或推斷出來，事實上複雜行為不能簡化為個體層面的行為。鳥群或魚群的集體行為展現出的整體形狀就可以看成是湧現特性的很好例子。

湧現行為難以預測的一個原因是，系統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數量隨個體的數量呈指數增長，從而允許許多新的微妙行為類型湧現出來。湧現通常是特定交互模式的產物。負反饋引入了有助於修復結構或行為的約束。相比之下，正反饋促進改變，允許局部變化發展成為全局模式。相互作用產生湧現特性的另一種方式是雙相演化,這發生在相互作用是間歇出現的時候，引發兩個階段: 一個是模式的形成或增長，另一個是他們被提煉或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