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解封在即，武漢還能否回到從前4月8日，武漢將進入正式“解封”狀態，盡管國際航班和往返於北京和武漢的國內航線暫不開放。 (Reuters: Aly Song)
回溯到1月23日上午，擁有1100萬居民的新冠疫情暴發地武漢陷入了停滯。然而，對肖勁松而言，艱巨的任務才剛剛開始。
肖勁松是第一個被派往武漢重癥監護病房察看新冠感染者的心理學專家。
封城當日，作為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神經內科的主任醫師，他帶領團隊開始為重癥新冠感染者、醫護人員和普通武漢市民提供全天候的心理咨詢服務。
肖勁松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重癥監護病房與一位拒絕接受治療的父親交談，那名患者為傳染了全家而深感內疚，入院後開始輕生。
當他走進病房，映入眼簾的是護士和醫生擠在病人床前，病人抓著護士的手不接受輸液。
“我問他，如果反過來是你家人傳染給你，你想讓他們去死嗎？”肖勁松說，患者松開手，慢慢平靜了下來。
每一位武漢患者的身後都有一個家庭在和他們一同經歷這場災難。
解封在即，遭受重創的經濟或將反彈，但遺留在心中的創傷何時能夠愈合？
“武漢很快就能重新開放，但我們的任務還遠沒有結束，”他說。
肖勁松告訴ABC中文，武漢疫情結束六個月後將迎來心理健康問題的高峰。 (Supplied)
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數據，武漢在上周僅報告了一例新增病例，專家普遍認為這得益於嚴厲管控和集中救治。
從湖北其它地區的“封城令”解除工作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規律。商店開業、餐館還不能堂食，各地的市內公交陸續恢復，民眾憑健康碼“綠碼”可乘高鐵進入武漢，但武漢人暫不能出城。
武漢的解封就像兩個月前的封城一樣引起世界關註，我們從中能窺視出一個怎樣的後新冠時代？
歧視，疫情後的持久戰
抗疫結束，武漢人彭靜的家再也回不到從前。
Wu Di and Peng Jing are on a phone screen during an interview. 彭靜和先生吳迪認為，疫情過後，歧視可能還會滲透在生活和工作的各個角落。 (ABC News)
彭靜一家有三人確診，包括她的丈夫、母親以及公公。盡管丈夫和母親在接受治療後陸續康復，但公公卻因為感染而不幸離世。
對這個家庭來說，他們所承受的既有失去親人的痛苦，又有對遭受歧視的害怕。
“我公公因為新冠病毒走了，”彭靜說。
“我老公也病了，他好多了，每天都在恢復，但我們不知道他的公司是否允許他返回崗位，非常糾結。
“我是這個家裏唯一健康的人，如果我回去工作，我的同事可能也會怕我。”
“我擔心他們會找借口解聘我們，”眼看丈夫最後的居家隔離即將結束，彭靜擔心他不能像過去一樣自信地走出家門。
彭靜一家並不是唯一有這種擔心的武漢人。
肖勁松說，剛封城的時候，武漢人都很焦慮，他們有很多擔心，對疫情，對生活資源，以及“逃不出去的恐懼”。
“隨便一聲咳嗽都能讓一個普通人感到害怕，以為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他說。
An emotional medical worker embraces another medical worker as they bid farewell in Wuhan. 武漢的醫護工作者和康復患者相擁而別。 (Reuters: China Daily)
疫情期間，同時擔任湖北省心理咨詢協會會長的肖勁松率領團隊每天接到不下300個求助熱線電話。
雖然這個數字在宣布解封時已經降到了一天20個左右，但這並不能直接反應民眾的需求有所下降。
“封城兩個星期後，新增病例不斷降低，人們的情緒普遍開始變得積極起來，所以封城期間，老百姓的心情並不是完全負面的，”他說。
“人們的信心在恢復，但需要時間來治療他們的創傷，”肖勁松告訴ABC中文。
肖勁松說，一般緊急情況發生六個月左右通常是創傷後的重要時期，這是武漢人在接下來的半年裏要面臨的一場集體考驗。
“忘卻的恥辱”
封城之後，武漢作家方方用60篇日記記錄武漢的人間百態。
官方宣布武漢將於4月8日解封的消息傳出，方方發出了自己最後一篇封城日記。
“無論官方怎樣想，作為被封在家兩個多月的武漢市民，作為親歷親見了武漢悲慘時日的見證人，我們有責任有義務為那些枉死者討公道。”
“如果我們放棄追責，如果我們將這一段日子遺忘，如果有一天我們連常凱的絕望都不記得了，那麽，我想說：武漢人，你們背負的不僅僅是災難，你們還將背負恥辱。忘卻的恥辱……”
方方的日記在網上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她說自己只是要做一個有良知的人，但反對她的讀者質問她為何不做一個簡簡單單的愛國者。
但是，她的日記在微信上所剩無幾，準確的說只有一篇還能讀到；但在微博上，經歷了幾次封號以後，她的日記還在。
肖勁松告訴ABC中文，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記者問他如何能幫武漢人樹立良好的心態，他反問記者，封城期間，《方方日記》為什麽會被刪貼？
“你越是刪它，就有越多人想看，這種宣泄是存在的，”肖勁松說。
“它反正是一種宣泄情緒的方式，我們把它看作是一種心理現象，而不是一種社會現象，不要上綱上線，”他說。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主編胡錫進在3月19日的微博上發文表示，對於個人在“封城之變時的恐懼與迷惘”，社會的主流態度“應當是予以尊重，而不是過度警惕”。
“在武漢最困難的時候，‘方方日記’戳到了集體心理的痛處，”胡錫進寫道。
如果說方方的日記為她的讀者帶來的是共鳴，那麽吹哨人李文亮離世的消息在全國上下引發的則是一片悲鳴。
李文亮的角色從“造謠者”到“吹哨人”的轉變引發了社會輿論上的反轉，卻似乎沒有為公共衛生信息透明機制帶來長遠的改變。
新南威爾士大學全球衛生與發展專業的安東尼·茲維（Anthony Zwi）教授說，李文亮的經歷說明對醫務工作者和吹哨人施加壓力的情況在疫情早期就已存在。他擔心疫情如果死灰復燃，這仍是一大隱患。
“[讓他們]不要強調對這一新型傳染病的擔憂……我認為這很令人擔心，”他說。
新冠疫情會“卷土重來”嗎？
據當地媒體報道，湖北黃梅與江西九江的警方在上周末發生沖突，起因是符合出省標準的湖北人在前往江西九江火車站的途中遇到當地執法人員的阻攔。
中國官方媒體《中國日報》周一發表社論，要求公眾不要歧視湖北人，不過社論並未具體描述這起沖突事件。
“湖北，尤其是武漢，成千上萬人被迫犧牲其行動自由，以抗擊冠狀病毒…… 那些以歧視和偏見對待湖北人民的人應該感到慚愧，”這篇社論寫道。
“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除武漢以外的湖北所有縣市連續幾天沒有報告本地新增病例，新冠疫情的風險等級已經下調。”
這起沖突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廣泛猜想，人們擔心中國各地的疫情真實情況和目前公布的數據存在出入。
茲維教授告訴ABC，問題在於，倘若疫情“卷土重來”，中國是否從這次疫情中建立起了一個透明的信息渠道？
“一些地方防疫官員可能會希望阻止人們知道小規模的疫情，他們可能會擔心這將嚴重地反映出他們在封城期間的管理不善，”茲維教授說。
盡管許多人對武漢新增病例下降的情況有所懷疑，但從現實的層面來觀察，武漢人目前普遍對疫情仍有較強的警惕心理。
國家衛健委原本從確診數據中排除了無癥狀感染者，引起了民眾的普遍質疑，但從今天開始，這些病例將重新納入官方的統計數據。
與此同時，海外輸入型病例成了目前中國的防疫重點，北京於上周宣布采取“封國”的舉措，暫時禁止外國公民入境。
走出家門的武漢人在社交媒體上紛紛表達了自己的激動之情。地鐵陸續開通了六條線路，人們繼續佩戴口罩，並在排隊時保持著一米的距離。
許多商家也宣布控制店內客流，民眾認為武漢的整體社會秩序和疫情暴發前相比變化很大。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流行病學專家和研究員麥盧·謝爾（Meru Sheer）博士對此表示贊同。她說，中國采取的抗疫措施對控制疫情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些努力“令人驚嘆”。
“經歷了如此艱苦的苦難之後，我認為社區已經足夠敏感，他們出現新冠的癥狀後前去就醫的 可能性更大……而且中國也已進行了大規模的檢測，”謝爾博士說。
她說，解封後的武漢應該保持嚴格的公共衛生管理，對新增病例的隔離和治療，以及對密切接觸者的追蹤都是對目前抗疫成果的鞏固。
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延中在接受ABC采訪時說，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可能對中國人的行為和習慣產生長遠影響。
例如，政府決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越來越多的人會習慣性地戴上口罩，公司和機構也許已經意識到制定應急方案的必要。
武漢封城對澳大利亞有何啟示？A close up photo of an Australian man and a Chinese woman wearing a face mask. 麥克萊恩說，封城期間他最想念的是麥當勞，笑言那些平時不起眼的小事反而在封城期間最放在心上。 (Supplied)
上周四（3月26日），居住在湖北鄂州的澳大利亞人蒂姆·麥克萊恩（Tim McLean）和他的愛人許瓊一起走出家門，這是這個家庭兩個月來第一次正兒八經地出門散步。鄂州位於湖北省東部，距離武漢約兩小時車程，比武漢提前解封。
麥克萊恩說，一家人在公園裏度過了一個珍貴的下午，他說自己生性好動，在家裏坐不住，但感激在抗疫期間中國政府采取的嚴厲措施。
“為了挽救生命，[封城]是唯一的辦法，”麥克萊恩說。
“澳大利亞政府應該咬緊牙關，向武漢學習，在大流行的初期采取更嚴格的措施，”他說。
包括《環球時報》在內的多家中國官方媒體都對武漢疫情早期的問題持批評態度，但對於中國後期在控制疫情方面所達到的效果，國際社會也給予了肯定。
“我認為他們所做的給世界其他地區爭取了時間，否則疫情的暴發可能會蔓延得更寬、更快，”澳國立大學的謝爾博士說。
悉尼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流行病學專家張穎副教授認同謝爾博士的說法，她認為，盡管澳大利亞的社會隔離措施是有效的，但推出的時間“相對較遲”。
“澳大利亞政府應該從中國、意大利和伊朗的疫情中吸取教訓，而不是一直告訴大家需要六個月才能遏制疫情，”張穎副教授說道。
“武漢的疫情要比澳大利亞嚴重得多，但是只用了兩個月。
“我不希望到了這個時候，政府的決策還把政治和經濟放在公共衛生前面，沒有了健康，一切都難以實現，”她說。(Source: abc.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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