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四海 (1)

電影是香港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電影裏頭的英雄人物，無論是功夫高手、槍不離身的黑幫，或古惑仔等等，其觀眾皆不限於本地的。港片在亞洲各國市場，都與資金較雄厚的日本片競爭激烈。究竟這規模細小的本土電影，怎麼可以打破地域界限，搞得這般成功？

港片所以票房成功，時下看似順理成章的解釋是：港片配合了文化全球化的大趨勢。但在訴諸直覺的解釋之前，其實應先仔細研究具體的歷史因素，從本土跨出全球，其間理應還有一中間地帶，那便是本土以外的地區，是影片及其影響力擴散時形成的第二個同心圓。香港電影，其實是出色的區域性電影。其他還需考慮的因素，還有僑民文化，即間雜在各國與各社區的某種種族及社會凝聚力。此外，金錢因素亦很重要。此一地方色彩濃烈的電影，原來為了經濟的生存理由，極之依賴遙遠的海外觀眾。

香港，畢竟如同星期天的大型唐人街。——導演陳耀成

香港制作的默片顯然已悉數散佚，同於1909年誕生的兩部最早期默片《瓦盆伸冤》及《偷燒鴨》【有說法認為兩部都是上海亞細亞電影公司出品，不歸入香港電影。——譯者註】，我們大抵已無緣一睹。其後20年間，美國片雄霸市場，當地電影制作量少之又少。直至有聲電影出現，當地電影業才起飛。1933年上海制作的粵語片《白金龍》推出，空前賣座，顯示粵語片大有可為，未幾，國民黨政府規定所有影片都要用國語制作，香港便成為國外制作粵語片的中心。日本侵華期間，更多上海導演湧到這個殖民地。1939年，當地單是粵片，產量已激增至超過100部。1941年香港淪陷，電影停產，戰後電影公司得以復蘇，不久國內又爆發內戰，電影人才紛紛南下香港，並落地生根。

香港電影如同整個殖民地，是移民耕耘的成果。第一代所有導演與影星，基本都是國內移民，其後不少新浪潮導演亦然，如許鞍華與章國明。即若作品很地道的導演，原亦是越南(徐克)、泰國(陳可辛)及南非(劉國昌)等地的華僑。其中又以來自上海的影人與投資者，幫助當地電影發展時所扮演的角色至為重要。

大戰結束時，移民電影工作者開始議論香港電影該何去何從，不少導演站在左派的一邊，且其國內背景亦促使他們偏愛社會批判電影。有人認為電影要深入群眾，便需講當地方言(即粵語)；有人則發起“清潔運動”，要求粵片導演拍攝愛國的進步電影。那年頭，集體創作與同工同酬，都成為電影人的理想。中聯影業公司就是響應清潔運動的號召而成立的，並在集體創作制度下生產了44部影片，其中不乏如《危樓春曉》(1953)的經典。這是香港電影社會意識高漲的時期，受當地影評人高度評價。

好些制片公司此時亦相繼成立，有的有中國背景，有的是本土及地區資金，制作影片仍是雙語兼備，但以粵語居多。充斥市場的，都是娛樂大眾的影片，如歌舞、通俗劇、喜劇及武俠等類型，甚至左派電影公司，亦不限於生產主題先行的電影。其中最流行的類型，要算是粵語戲曲片，一星期左右拍完一部。影片成本都很低廉，國語片是2萬至3萬美元，粵語片更只需一半。拍攝技術一般亦粗糙得很，如扛起片廠內笨重的攝影機，僅靠助手捉緊攝影師，便來拍推拉鏡頭，攝影師兼導演羅君雄憶述：“像打功夫一樣。”

這些影片，多屬小型公司制作。及後，兩家大制片公司相繼冒起，而且雄霸市場。其一是大馬富商陸運濤在新加坡遙控經營的“電影懋業公司”，陸運濤在亞洲各地皆擁有戲院與發行公司；在香港生產電影，可養活那些生意。電懋的前身“國際影片發行公司”於1953年開始在港制作粵語片，兩年後取得永華片廠的管理權，1956年擴大改組成電懋。陸於1964年遇空難猝逝，電懋遂於1965年改組，並易名為“國泰機構(香港)有限公司”。

電懋的對手便是實力雄厚的邵氏機構。邵氏四兄弟本在上海經營戲院生意，20年代才進軍電影制作。邵人約於1933年把“天一”遷到香港，生產粵語片。戰後“邵氏父子公司”成立，轉而制作國語片，給散布東南亞各地的邵氏戲院提供片源。1958年，邵逸夫從新加坡總公司調至香港，出掌“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邵逸夫的經營之道，是把制作、發行與放映結合起來，他解釋說：“一如黃金時代的好萊塢。”他把當地院線生意交由哥哥邵仁枚打理，自己則專註電影制作。

邵逸夫進行大規模的電影制作現代化工程，邵氏影城由是於1961年落成。那是一所綜合式制片廠，座落清水灣，位處當時人煙稀少的新界區。據邵氏公司的宣傳資料，到了1970年，影城的設施包括街景30處(當中更有一個湖)、影棚12座、彩色沖印室一個、配音室一個、訓練學校一所、餐廳3間、員工宿舍4座，還有多座供演員及導演居住的公寓式樓宇。邵逸夫全盤投入彩色及寬銀幕電影的制作，並引進專用合約制，薪酬通常每周約50美元。影城全日24小時運作，聘用員工達1200名，以10小時輪更編制。邵逸夫解釋，員工組織工會只會對他們不利，他們要加薪，最佳辦法是工作得更勤快。成立首12年，邵氏影城生產影片總計300部。

在亞洲各地，不論政府或各行各業，都極依賴華人資金。華人在不少國家，一直都是經濟實力最強的族群。香港有賴海外華人資金，電影才得以在戰後蓬勃發展，總公司皆設在新加坡的邵氏與電懋，只不過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而已。其他例子，還有50年代規模最大的粵語片公司“新聯影業公司”，亦是海外華人創辦的。此外，“光藝制片公司”也是新加坡開過來的大公司，老板何氏四兄弟，在東南亞各地亦擁有制片廠、發行公司及戲院。

香港憑什麼吸引投資者？無論是什麼，大概都不會是本地票房收益。即使本地人喜歡上戲院，香港也只不過是彈丸之地，所賺有限。電影制作人如同紡織商與玩具商，得把目光放到出口之上。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代上海，正如禾格爾所言，香港“儼如區內工商業、金融、教育及文化的大都會”。香港是發展區域性電影的有利陣地，技術人員都肯接受低薪及長時間工作。另外，此地是戰前粵語片制作中心，片廠設施早已存在，而且亦因為是英國殖民地的關系，容易取得西方電影膠片及先進設施。政府除有穩定的法律及政治體制外，還實施優惠稅制，幹預也極少。處理外資方面，此地的銀行制度十分內行，而運送影片到區內各地，這海港亦可以很有效率。

50年代間，香港得天獨厚商機處處，盡管亞洲占全球半數人口，但好萊塢制作卻攻占不下。除票價低，影院嚴重不足之外，又有諸如配額制及入口關卡等保護主義措施，制止好萊塢滲透。歐洲與拉丁美洲由於票價較高，人均影院數目較多，美國電影公司便集中開拓這些地區的市場。至於日本，亦未能雄霸區內市場。縱使其武俠片在亞洲各地周遭放映，但日本國內市場龐大，本身已能自足；香港因而可填補空隙，覓得一片生存空間。不管與好萊塢或日本相比，香港電影都屬小本經營，貨如輪轉，利潤也較低微。然而，華人企業向來偏愛掙快錢，對長遠回報不感興趣。他們借貸投資，壓低薪金，又削減員工人數，還要求大量生產，再加上工人勤奮，因此即使利潤偏低，生意仍然暢旺。他們的經營之道，正是香港影業60年來行之有效的方式。

影片賣埠有價，香港電影遂愈拍愈起勁。50年代期間，較小型的電影公司預先把電影版權賣給海外發行商，集資開拍(即“賣片花”)，監制往往可在開拍前籌得影片預算成本的六成。長城與鳳凰兩家公司都是中國資金，所制作影片皆可在國內發行；而本地三大電影公司邵氏、電懋及光藝，都是區內的娛樂業王國在香港搞的制作分公司。查奕恩認為，若把香港比作星光熠熠的電影制作聖地好萊塢，那新加坡便是紐約，手握背後的經濟命脈。新加坡的跨國公司一方面在港制作影片，另方面購入小公司的出品，以保證旗下影院的片源供應不絕。

由於有邵氏及電懋的關系，港片得以確保在亞太區各城市，取得最佳放映場所。放映日期在影片開拍前已定下來，以保證制作可以歸本，而由於有預先賣埠的收入，制作規模亦可愈拍愈大。邵氏與電懋都會舍得把資金花在豪華布景、大明星、華麗服飾、繽紛歌舞，以及精心設計的武打場面之上。要阻止好萊塢壟斷，就要用他們的標準，拍攝同一制作水平的華人影片。其後數十年間，香港努力趕上好萊塢的制作水平，把力有不逮的對手逐一擊退。

另外，文化因素也很重要。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權後，巡回戲班與流行歌曲錄音相繼出現，海外華僑得以保持與家鄉的連系。數以百萬計散居東南亞的華人，成為港片的忠實觀眾。他們多來自中國東部與南部，故港片所呈現的世界，對他們並不陌生。他們通常生活富裕，熱愛社交，故喜歡一家大小外出吃飯及看戲。50年代初開始，中國大陸以外最多華人聚居的臺灣及泰國，港片都極受歡迎。此外，華僑在少數族群中人數最多亦最富裕的地方，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地，港片亦極之賣座。甚至在華人數目較少的國家，如柬埔寨、泰國、越南等地，也有支持港片發行的足夠影迷。

粵語片的觀眾，多達800萬至1000萬，散居亞太區一帶，以香港及馬來西亞為主，而國語片即使無法打入大陸市場，觀眾數量也比粵語片的多。新加坡與印尼的華人都講國語，國語在70年代更成為臺灣官方語言。基於這特殊因素，香港每年制作不下數十部國語片，盡管國語只有不到5%的本地人使用。海外市場收益較佳，國語片的制作水平因此高於粵片。為了盡量提高發行海外的可能性，大公司都避免專攻一種方言(除國、粵語片外，也拍攝了不少廈語和潮語片)。當然，影片亦可配音，粵片公司因此亦得以打進臺灣市場。

華人遷徙的足跡亦遍及亞洲以外地區。中國大陸居民早自19世紀，已開始移居澳洲、歐洲及北美等地。到80年代中，美國華僑已超過100萬。墨爾本、悉尼、巴黎、倫敦、多倫多、蒙特利爾、紐約、芝加哥、洛杉磯及舊金山等地的唐人街，都建有戲院。華僑縱使多屬廣東人，但一樣喜歡看國語片或偶然放映的大陸片。影片在亞洲映畢，唐人街院商便拿來放映，有時碰上賣座的，會把拷貝留起來以備重映。

海外觀眾愛看港片，香港變成滿足移民想像力的中心。潘翎描繪殖民地，筆觸動人：“飄泊的華人不少有兩次甚至三次以上的移民經歷，他們嘗遍各地的閉門羹，此地變了逃亡的終站。”有人或拋下中國家園，有人或有回鄉的朦朧渴望，但逃抵香港並安頓下來的經歷，成為戰後幾代人的參照。這個亞洲中轉站成為鄉愁的對象，不少電影把這難民城市動人心弦的色相與聲音，都一一記錄下來。

香港各行各業，向來都願意生產迎合各地文化口味的產品，電影業也不例外。導演搞制作，也滿足不同口味。邵氏、電懋及其他制片公司，都在制作前把故事大綱送交區內發行商，如反應理想，才動手攝制。50年代的國語片往往附有歌曲，不單是因為上海導演故伎重施，更是東南亞觀眾口味使然。臺灣的武俠與愛情小說，也改編成電影。香港監制在60年代喜歡邀鄰近地區合作拍片，邵氏便在臺灣設有制片設施。同期，影片開始加入雙語字幕：中文是給聽不懂片中方言的觀眾看的，英文則為所有不懂中文的觀眾而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