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蜜麗和我一樣，喜歡老派的美國百老匯歌曲。她偏好快節奏的曲目，像是艾文·柏林（Irving Berlin ）的〈貼臉相偎〉（Cheek to Cheek ）和柯爾·波特（Cole Porter ）的〈愛的開始〉（Begin the Beguine），我偏好苦甜參半的民謠──像〈又見雨天〉（Here's That Raining Day ）、〈不曾入心〉（It Never Entered My Mind）。雖然差距頗大，但那個時代要在英國南部的大學校園找到同好，簡直近乎奇跡。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各種音樂類型都聽。我有個侄子今年秋天上大學，迷上了阿根廷探戈音樂，他也喜歡愛迪·琵雅芙以及最新的獨立樂團。不過，在我們那個年代，品味選擇沒這麽廣。學生大致分成兩派：一是長髮寬衣的嬉皮，酷愛“前衛搖滾”；一是整齊端莊的古典樂迷，其他音樂一概棄如敝屣。偶爾，你會巧遇嗜愛爵士的人，但這些人通常是所謂的跨界類型──狂放無盡的即興，而那些最初始、讓人愛上音樂的美麗歌曲，他們是不會看在眼里的。

所以，當發現有另一個人也欣賞美式音樂時，真是鬆了口氣，而且還是位女性。和我一樣，愛蜜麗專門收集黑膠唱片，鍾愛細膩、直率的唱腔──你經常能在骨董店找到這些我們父母那輩丟棄、遭到賤價出售的唱片。她偏愛莎拉·芳恩（Sarah Vaughan）和查特·貝克；我鍾情茱莉·倫敦（Julie London）和佩姬李（Peggy Lee）；辛納屈或艾拉·費茲傑羅都不是我們的菜。

頭一年愛蜜麗住校，她的房里有臺手提式唱機，是當年相當流行的機種。看起來就像隻大帽盒，淺藍色的表皮，單顆內嵌式喇叭，得先掀開蓋子才能看見里面的轉盤。以現在的標準來看，音質滿粗糙的，但我還記得，當年我們倆總窩在一塊兒，開心地連聽上好幾個小時；取下一張唱片，再小心翼翼地把唱針挪去另一張上頭。我們喜歡比較同一首歌的各種版本，然後相互討論歌詞和歌手的詮釋：這段非得唱得這麽酸不可？〈我心上的喬治亞〉（Georgia On My Mind）──究竟該把喬治亞當成個女人、還是美國的一個地方來唱？我們尤其喜歡那種歌詞明明洋溢著歡樂、唱腔卻令人徹底心碎的唱片──像是雷·查爾斯（Ray Charles ）的〈或雨或晴〉（Come Rain or Come Shine ）。

愛蜜麗是如此熱愛著這些歌曲，因此，每次聽到她與其他人討論起裝腔作勢的搖滾樂，或是毫無內涵、那掛加州歌手，我總是詫異不解。有時，她跟他們討論某張“概念”專輯的熱忱，並不亞於我們倆討論起蓋西文或霍華德·愛倫（Howard Aden）時的專注；我只能緊咬嘴唇，以免泄漏出我的不悅。

那時的愛蜜麗，身材修長又美麗，大學時代要不是那麽快就和查理定下來，肯定會有一大票追求者排隊搶著追。但她從來不是喜歡打情罵俏的那種女生，所以一和查理在一起，其他人只有打退堂鼓的份。

“這是我把查理留在身邊的唯一理由。”有一次，她板著臉這麽告訴我。看到我一臉震驚，才爆出一陣笑。“只是玩笑啦。查理是我的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

查理是我大學最要好的朋友。大一那年，我們幾乎一整天賴在一塊，也是因為這樣我才認識愛蜜麗的。第二年，查理和愛蜜麗在城里合租房子，雖然我是那邊的常客，但和愛蜜麗窩在唱機旁談天說地已成往事。因為，每次我過去，總有好幾個學生坐在一起有說有笑的，還有一臺豪華音響不停發送震耳欲聾的搖滾樂。

幾年下來，我和查理一直維系著親密的友誼。雖然不像以往那麽經常見面，但主要是因為距離關係。我在西班牙待了幾年，之前還有義大利和葡萄牙；查理大多的時間住在倫敦。唔，不過，要是這樣聽起來像是我是旅人遊子，他是居家男人的話，可就妙了。事實上，查理一年到頭飛來飛去──德州、東京、紐約──參加他各項位高權重的大型會議；我則年復一年困在同一棟潮濕的建築物里，出拼字考試試題，或用慢速英文重復同樣的會話：我的─名字─叫─雷。你叫─什麽─名字？你─有─小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