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大學歷史研究中心所長，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歷史講座教授。著作眾多，包括《過去的歡愉》（The Pleasures of the Past）、《我們時代的歷史》（History in our Time）、《階級在英國的興起與沒落》（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 in Britain）和《裝飾主義：英國人怎樣看他們的帝國》（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等。他也是歷史刊物《歷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和《歷史論評》（Reviews in History）的主編。

本書各章探討了許多歷史研究部門今貌，涵蓋甚廣但並未網羅窮盡。它們原 是學術會議論文。該會議舉行於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十四與十五日，由倫敦的「歷 史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主辦，目的是慶祝卡爾（E. H. Carr）經久不衰而孕育力強的名著《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譯註：這書有王任光教授中譯本：《歷史論集》〔台北：幼獅出版社，一九七Ｏ〕）出版四十週年。在此，我首先要向會議的共同贊助人致上謝意，他們包括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與各院士（卡爾有多年時間是該學院院士），以及麥克米倫出版公司負責人麥克米倫（Palgrave Macmillan）先生。我同樣感激各位主要論文發表者，他們除了會議當日表現精采，還賣力配合出版時程，在非常緊湊的時限內完成修訂工作，讓人感佩。每篇論文都有講評人，他們之中，我特別感激的是赫林（Judith Herrin）、博查（Warren Boutcher）、馬歇爾（Peter Marshall）、威廉森（Philip Williamson）、路普（Lyndal Roper）、皮克（Daniel Pick）和霍爾（Catherine Hall）諸位，他們有啟迪性的意見不但刺激起會場的熱烈討論氣氛，還有助於各發表者修訂論文，供本書使用。

「歷史研究中心」的任務是提供一個環境，供英國與全世界的歷史學家聚會、交流與對話。所以從一開始，我們舉辦二ＯＯ一年的會議，就是抱著三重目的：一、慶祝《何謂歷史？》出版四十週年，並予以再評價；二、勾勒與解釋這四十年來歷史研究所呈現的驚人繁花盛放現象；三、把會議成果結集成書，供那些仍然認為歷史是重要公民修養的大眾讀者一窺歷史研究今貌。顯而易見，一個為期兩天的會議勢不可能全面涵蓋克利娥（Clio，譯註：希臘神話中九位繆思女神之一，主管歷史）大手筆編織的那套華服，而經濟史家、軍事史家、貿易史家、地方史家、海事史家、藝術史家、科學史家、人口史家、家庭史家和外交史家（這裡只舉犖犖大者）也大有理由抱怨他們受到不公平忽略。對於這個遺憾，我們只能回答說，這書未來會出版一部續編，不是不可能的。

《何謂歷史？》原是卡爾在劍橋大學「特里維廉講座」（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ectures）發表的講演，時間是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三月間。特里維廉是三一學院前院長，廣被認為是「英國史的元老」和最後一位輝格派（Whig）大史家。所以，照理說，卡爾的講演乃是一位三一學院院士向前院長的致敬。但事情又不完全是這樣。在當時，特里維廉那一套治史方式在專業史家之間已經顯得相當過時，而歷史寫作在六Ｏ年代的進一步發展（這些變遷許多都是卡爾所預見和鼓吹的），將會使他顯得益發過時。當然，卡爾有一些主張（如他認為歷史研究是過去與現在的不斷相遇），是特里維廉應該不會有異議的。然而，卡爾強調歷史研究應該著眼於一些長程力量（經濟和社會力量）、強調非歐洲史的重要性、強調社會學與因果解釋，以及否定個人與偶發事件的作用，這些主張，則全都與特里維廉的史學（表現在他寫的國族論述和精采傳記）大異其趣。

在六Ｏ與七Ｏ年代的西歐和北美大學校園，蔚為流行的正是卡爾所鼓吹的治史方法。當時，經濟史與社會史（兩者都崇拜量化方法）大行其道，讓傳統的政治史飽受被邊緣化的威脅。經濟史與社會史追求的是因果解釋，並相信歷史研究可以幫助人駕馭過去甚至改變未來，是一門有進步目的的學科。但這些見解受到許多保守學者所厭惡和不信任。保守陣營的一位主將埃爾頓（G. R. Elton）寫作《歷史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History）一書，就是為了抗議這種趨勢，並且挑明是衝著卡爾而來。此書想重新肯定政治史和敘事的優先性、重申歷史研究無法幫助人了解現在（更不可能影響未來）、責備社會學與社會史是趕時髦，又否定研究歐洲以外的歷史有任何意義。

無疑，在六Ｏ和七Ｏ年代出品的優秀歷史作品中，有相當多都是走卡爾鼓吹 而埃爾頓反對的路子：史東（Lawrence Stone）的《貴族制度的危機》（The Crisis of Aristocracy, 1558-1641）、普拉姆（J. H. Plumb）的《英國政治穩定的成長》（The Growth of Political Stability in England, 1675-1725）、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魯賓遜（Ronald Robinson）和加拉格爾（J. A. Gallagher）的《非洲與維多利亞時代人》（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皆屬此類。不過，同一時期走埃爾頓路子的還是大有人在：它們都是傳統的政治史和憲制史，強調爬梳檔案資料的基本功，方法保守而經驗主義。事實上，到了七Ｏ年代晚期，大受吹捧的「新史學」（《何謂歷史？》某個意義上是其前驅）已經碰到了一些危機。量化方法的果實看來沒有它當初承諾的多；社會學不如預期有用；因果解釋和分析性方法看來不再吸引人。這種幻滅感，清楚反映在史東一九七九年發表於《昔與今》（Past & Present）的文章〈敘事的復興〉（The Revival of Narrative）──事實上，該文也大可取名為〈因果解釋的死亡〉（The Demise of Causation）。

史東文章發表的一年後，隨著柴契爾夫人和雷根分別在英美兩國上台，知識地貌的變遷要更為強烈。歷史「修正主義」會在八Ｏ年代崛起，並不是偶然的：修正主義者會強調政治史的重要性和自主性，否定流行於六Ｏ年代的經濟與社會決定論，乃是受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的施政方向所助長。但不管修正主義者多麼來勢洶洶，八Ｏ和九Ｏ年代並未出現如埃爾頓所希望的「回歸本質面」（return to essentials），因為在這二十年間，又出現了一系列其他深刻變遷，它們以埃爾頓所不喜歡而卡爾沒有預見的方式深深改變了歷史研究的面貌。這些變遷包括：資訊科技的演進（它轉化和平民化了學術研究）；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擴大；人類學取代社會學成為歷史學家最喜歡借鏡的學科；傅柯、後現代主義和「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的影響；婦女史、性別史和文化史的崛起與帝國史的改形換貌，以及從因果關係轉向意義的追求。

很多這些發展都會在本書各章被提到和加以分析。今天，即使是社會史最積極的擁護者，也不會再像六Ｏ和七Ｏ年代時候那樣信心滿滿，認定社會史無所不包。代之以，他們沈潛了下來，接受了一個更穩健、更現實和更有用的日程表：不再追求研究社會整體的歷史，轉而視之為研究社會不同方面的歷史。與此同時，在六Ｏ和七Ｏ年代飽受「威脅」的政治史亦重新站穩陣腳，但靠的不是重申（如埃爾頓主張的）本領域的獨立與優越，而是透過擴大研究範圍和吸納鄰近學門新近的許多變化。同樣地，在六Ｏ年代歷史課程裡地位邊緣的帝國史也移到了舞台中央：它受到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研究的轉化和豐富，在國家史和全球史之間搭起了一條橋樑。在以上這些領域，研究者的興趣都從原因的探問轉向意義的探問，從解釋轉向理解。這樣子，它們不同程度都是走上了三十多年前政治思想史家即已勾勒出的替代道路。

然而，在卡爾寫出《何謂歷史？》時即已存在的各歷史學門中，受歷史學後來發展轉化最深的，看來還是宗教史。它的目光不再集中在神學史和（由男性主導的）宗教機構，而是轉而關心民眾的宗教情懷，方法是透過研究儀式、文化和性別，由此開闢出大片大片從前被忽略的領域。確實，就像社會史在六Ｏ年代曾經看似橫掃千軍，文化史如今看來正在漸漸稱霸中：這部分是因為它是歷史各部門中最能與人類學會通的，部分則是因為它把歷史的很大範圍劃為自己領土。不過，在今天許多人看來，近二十年最重要的發展，卻是婦女史與性別史的崛起：它們因為認識到性別不只是歷史理解與分析的有用範疇，還是必要範疇，遂使得世界一半人口的生活和經驗得以被重新開啟。

就像下面各章清楚顯示的，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的今天，歷史研究變得異常雄健、活躍和創新。從事歷史寫作的人前所未有之多，歷史的次領域和探索方法也多到前所未有。今日許多學者探索的問題，都是卡爾四十年前無法想像的。但這還不是歷史學欣欣向榮的全部面貌，因為這欣欣向榮除了表現在研究範圍的擴大，還表現在它吸引到學院外大量人士的注目。這反映在人們廣泛地從事家族史的研究，反映在界定和保護「國家歷史遺產」的熱潮，也反映在電視歷史影集的大受歡迎。這就怪不得會有人把歷史稱為「新園藝」或「新搖滾樂」。毫無疑問，歷史被用作娛樂方式的巨大潛力迄今未被完全挖掘。但它同時也是一門有著強大公共目的的嚴肅學科。

說過上述的讚語後，我又不能不話風一轉。不管今天學院內外的歷史學有多麼雄健和豐沃，我們仍然聽得見批判和質疑的聲音。歷史作品的出版量太大了，以致許多學者僅能追趕得上一小部分，大部分人變得愈來愈專而不是愈來愈博。歷史的新學門也太多了，不同學門變得隔閡，變得有點各擁山頭的味道；有些人堅稱他們的方法是大道正宗，對其他方法不屑一顧。另外，今天的歷史作品往往文體晦澀或好用艱深術語，除了少數行內人，更廣大的讀者根本摸不著頭腦。學院外的歷史作品也有它們的問題：家族史都太尚古懷舊，缺乏更廣闊視野；「國家歷史遺產」熱潮則被懷舊症蒙蔽，被大小眼扭曲；電視歷史影集大受歡迎，也有些優秀作品，但大都考證不夠，而媒體人和參與製作的歷史學家往往缺乏有效溝通。總歸一句，歷史學的現況有值得歡慶的理由，也有讓人不自在的地方。

六Ｏ和七Ｏ年代的歷史學家致力探索歷史變遷的原因，想以有說服力的方式解釋歷史事件為什麼會以某種面貌出現在某個時刻。今日的歷史學家已經不會為這些前輩的努力動容，然而，在其所屬的時代，這種方法卻讓人覺得創新、刺激、可信和具有現實意義。今天，許多最頂尖的歷史學家都主張，從解釋走向理解、從原因走向意義，讓我們對歷史的理解變得細緻多了。無疑，不同歷史學門的大批好作品都足以為此說提供佐證。然而，它大概又不是全對的，因為正如卡爾一再強調，歷史學家既推動了歷史過程，又受其束縛。每一代歷史學家都自稱找到打開歷史祕密的新鑰匙──我們這一代亦不例外，而下場說不定也一樣。這是因為，我們的主張還沒有經歷過時間的考驗。二十年之後，說不定歷史學家的關心會變得非常不同，而且會莞爾於我們這一代怎麼會自信滿滿，深信揭示歷史的「意義」乃是歷史研究的核心任務。

有些議題是本書撰文者提到而未完全解決的，這是很自然的。各位撰文者都是以大西洋兩岸為根據地，參與許多（但非全部）歷史次部門的研究，興趣從古代世界到二十世紀的德國不一而足，而且（這一點在四十年前是難以想像的）大部分是女性。首次以論文形式發表時，這些篇章曾經開人眼界、益人神思，如今結集成書，想必會對更廣大聽眾起同樣作用。《何謂歷史？》出版至今已經四十個年頭，對於書名所問的那個問題，本書各位撰文者給出的答案與卡爾頗有不同。但又不是全然不同。卡爾說過：「歷史乃是現在與過去無休止的對話。」當時如此，現在也是如此。這對話會隨話題和談話者的改變而改變，但只要是自由和有時間意識的社會，對話都應該繼續下去，也一定會繼續下去。

對於這部多作者的作品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出版成書，我身為主編，特別要感 激的有三位。第一位是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的喬絲．狄克遜（Josie Dixon），出書計畫是她的構想，她也盡了最大努力玉成此事，不斷給我們建議、打氣，表現出不成功不罷休的決心。其次我要感激的是「蔡斯出版服務公司」（Chase Publishing Service），他們極細心地編輯、校對稿子、製作索引，基本上監督了整個製作流程；更了不起的是能技巧而堅定地與各撰文者溝通。第三位要感激的是「歷史研究學會」活動部主任伯奇（Debra Birch）博士，他不只計畫和安排了原先的會議，還確保本書所有撰文者能準時交出篇幅適中的定稿。對於他們，還有卡爾的啟發與榜樣，我致上由衷感謝。

二ＯＯ一年十二月書於諾福克（Norfo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