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端智庫計劃正在落地。

《國家高端智庫管理辦法》和《國家高端智庫經費管理辦法》的征求意見稿已下發。首批10家左右“國家高端智庫”也基本確認，將擇期公布和授牌。

首批入選機構將涵蓋社科院系統、高校系統、人大系統、社會智庫甚至媒體等。

接近決策的人士介紹，未來這些智庫可能歸屬中宣部社科規劃辦管理，各省也可能建立同類機構。

此時，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下稱《智庫建設意見》)僅過去五個月。

按照《智庫建設意見》規劃，中國未來將重點建設50個至100個專業化高端智庫，並決定支持中央黨校、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科協、中央重點新聞媒體、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軍隊系統重點教學科研單位及有條件的地方先行開展高端智庫建設試點。

根據《智庫建設意見》要求，各省區市也醞釀或已出臺各自的智庫建設實施辦法。

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中，首次出現了“發展思想庫的重要性”論述。至十八屆三中全會時，更將智庫發展提到國家戰略高度，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今年確實是中國智庫發展重要的一年。”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姜春力表示。

量大而質不優

智庫，英文稱“ThinkTank”，即智囊機構，也稱“思想庫”。與一般學術研究機構、咨詢公司不同，智庫是對制定公共政策有影響力的專業組織。

今年1月，賓夕法尼亞大學詹姆斯·麥甘主持完成的《全球智庫報告2014》發布，中國共7家智庫入圍“全球頂級智庫前150位”，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位列全球第27位。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等分列全球頂級智庫前十。

根據報告統計，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庫，其中美國1830家，中國429家。

就數量而言，中國智庫僅次於美國，排名全球第二。“但深入了解中國的決策流程和背景便會清楚，大部分在國外榜上有名的中國智庫，其實還沒有成為決策者不可或缺的參謀助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員、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副司長范必說，傳統研究院所轉化而來的智庫，很難拋開隸屬關系進行獨立研究。在很多上級機關眼裏，他們主要是詮釋政策，還不是提供決策備選方案的智囊。

“中國開始重視智庫作用，主要背景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的判斷上，很多專家都出了錯，所以高層領導就覺得智囊體系需要加強。”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朱旭峰說。

《智庫建設意見》還指出，“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質量智庫缺乏”，“參與決策咨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庫建設缺乏整體規劃，資源配置不夠科學，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創新，領軍人物和傑出人才缺乏”。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揚按照影響決策的能力，將中國智庫劃分為幾大圈層：最核心是中國各級黨和政府的研究部門，它們介於學界與政府管理部門之間，在項目獲得和研究成果使用上最直接；外圈為社科院、中科院、工程院系統，其研究的課題更具長期性和戰略性；第三圈為高校智庫，更偏向學術研究；最後一個圈層為各類民間智庫。

一直以來，體制內智庫擁有特殊的地位，比如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都是全額撥款正部級事業單位，由國務院直接領導，各地方也有相應的政府發展研究中心。

位於北京建國門內大街5號的中國社科院，其選址就透露出優越性。自明代起，這裏就是開科取士的貢院所在地，翰林院緊鄰於旁。“翰林院就是智庫，應當說，智庫功能古已有之，現在要借鑒國際經驗與時俱進。”李揚說。

而中國社科院擁有影響政策和輿論的特有方式和渠道。據李揚介紹，“我們的研究所和研究人員參與各個層級的國家政策制定，我們的上報系統會有好多種報告送往最高決策層，最重要的報告只送給少數人看。”

社科院還會參與到很多政府決策過程，包括每年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每年的黨代會、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以及諸如五年規劃等國家戰略研究等，都有社科院的人參加。社科院有些研究所本就對應著國家政府部門而設，其聯系渠道更多更直接。

體制內挑戰

也正是由於地位特殊，體制內的智庫面臨尾大不掉的挑戰。

“智庫未來的改革和發展，難點在體制內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方晉在“第四屆全球智庫峰會”上表示“它們要破除體制機制上的障礙，即在用人制度、激勵制度上做出改革。”

李揚也認為，中國社科院現有的體制機制限制了智庫功能的發揮。“研究所這一社科院研究資源的基本組織形式，並不是按照發揮智庫功能的方向設置的。”

社科院下屬研究所的組建主要有三條路徑：與各人文社會科學相對應的學術研究型；對應政府行政管理架構組建；由黨和國家領導人根據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外交事務需要而倡導組建。

“這三類研究所最終都會努力向學術型研究所的方向發展。”李揚說。原因很簡單，諸如編制確定、職稱評定、課題立項、職務升遷、經費撥付、參加國內外會議，乃至社會影響等等，都是以學科發展和學術研究為基本依據。

湖南社科院國家治理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湘智更明確指出，目前的科研考核指標主要是學術論文、學術專著、縱向課題、權威轉載這幾項，而對策研究報告獲領導批示、研究成果進入決策、應用型課題、參加決策咨詢活動等所占的權重不大，“導致相當一部分人把應用對策研究當‘副業’去做”。

此外，體制內智庫的人事制度僵化。如社科院、黨校等事業單位招聘研究人員，學歷要求至少是全日制碩士以上，相當一部分要求博士以上。這一體制往往將那些具有豐富實踐經驗、擅長應用研究的人才擋在門外。

而在省一級的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更要按照公務員程序招聘人員，用人單位基本沒有參和權與選擇權，難以控制人員結構。

科研經費管理也過於刻板僵化。現有的課題經費管理制度未對研究者個人應獲得的智力回報做出安排。部分參公管理的智庫，研究人員不具備承接應用課題經費的合法性，只能從事純公益性研究，嚴重制約了開展應用研究的活力。

“按現行規定，課題負責人不能獲得勞務費，一個課題的勞務費比例不能超過經費的20%－30%，基金會工作人員平均工資水平不能高於上年度稅務登記所在地人均工資水平的兩倍，這種財務管理辦法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教授褚松燕說。

最終的結果顯而易見，基礎性、長期性的研究得到的資助非常少，研究員個人的智力勞動不被承認。

正在征求意見的《國家高端智庫財務管理辦法》，對人的資助和研究成果的支持作出一些新的規定，如“對參加課題組的沒有工作的人，如博士生等規定可以拿5%的勞務費”。但在一些智庫研究人員看來，這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大的財務環境沒有變，只是提高了勞務費比例”。

一些地方也試圖對現狀加以改變，湖南省即將出臺的智庫建設《實施意見》，將在咨詢決策知情權、重大決策介入權、重大政策評估權、智力資本報償權四個方面保障智庫的參與權。

《智庫建設意見》計劃對涉及面較廣、研究難度較大的項目，采取公開招標的方式邀請智庫研究。此外，凡屬智庫提供的戰略研究、咨詢報告、政策方案、調研數據等，均可納入政府采購範圍和政府購買服務指導性目錄。

嘗試打破“鐵飯碗”

“‘新型智庫’，意味著即使是中國政府資助的智庫，也會變得更加獨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曾在接受采訪時，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前景表示樂觀。

“經過一級級的黨政領導的意圖加到頭上，體制內智庫越來越缺乏獨立性，這是中國智庫的一個核心問題。”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在“第四屆全球智庫峰會”上說。

未來100家“國家高端智庫”和各地的“省級重點智庫”可能將在平臺建設上進行探索。李揚透露，目前中國社科院已在39個綜合研究所基礎上整合出11個專業型智庫，並已於上月掛牌運作。

由李揚牽頭組建的“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將進入首批“國家高端智庫”的規劃，很快開始運營。該實驗室由國家財政撥付充裕的資金，將形成20多核心研究員的研究團隊，實驗室的人員分為專職、兼職、合同和博士後等四個層次。實驗室下設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中國金融生態實驗室、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支付清算研究中心金融監管與金融法治等11家二級專業研究機構。

另外，該實驗室將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主任負責制，另設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由理事會提名，並經理事會討論任命。

“我們將努力創建一個平臺，推動科學研究方法、科學研究機制、科研成果運用、科研管理機制四項創新，以此為基礎形成新型智庫體制機制”。李揚說。

而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有新的嘗試。6月16日，該中心低調發布啟事，招聘2名-3名研究助理，從事社會保障、事業單位改革、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等公共政策領域的研究助理工作，並根據課題需要來拓展研究團隊。

民間智庫前路不明

在體制內的智庫試圖擺脫舊有桎梏之時，民間智庫前路卻不夠清晰。

去年，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曾發布過一份關於中國民間智庫的研究報告，經統計國內所謂智庫有2000多個。“實際上，有的機構就幾個人，有一兩個研究員就說自己是高端智庫，更多的是辦個論壇，掙點會議費，其實更像公關公司。”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張曉強曾說。

一些民間智庫缺少專職研究團隊，很大程度依賴外部專家和成熟的研究力量開展研究，其研究方向、研究成果與傳統研究院所同質化現象突出。

民間智庫的尷尬境地與中國的決策制度設計也密切相關。一般來說，政府決策機構在咨詢有關政策意見時，更願意找體制內的機構，很少將民間智庫納入視野。缺乏對政策的影響，使民間智庫嚴重邊緣化。

此外，與其他民間組織一樣，民間智庫也存在註冊難、資金來源單一、人才荒等一系列問題。《智庫建設意見》除了首次提出“社會智庫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成部分。進一步規範咨詢服務市場，完善社會智庫產品供應機制。探索社會智庫參與決策咨詢服務的有效途徑，營造有利於社會智庫發展的良好環境。”還特別提到“由民政部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規範和引導社會力量興辦智庫的若干意見”。但相關的政策支持尚未出臺，各方人士也持有不同觀點。

朱旭峰對智庫發展頗為樂觀：“這一兩年關於智庫的政策，一是讓這個話題‘脫敏’，二是拓寬了影響決策的渠道，三是盤活企業等籌資渠道。”

而褚松燕則關心，“現在做研究的都在體制內，體制外很少，怎麽流動？”

在張曉強看來，想要真正實現智庫的大發展，更多需要引入市場淘汰機制，需要遵循市場規律，不能只依靠行政命令。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也提醒：中國智庫發展不能大躍進。“各界對於什麽是智庫、如何定位智庫、怎麽發展智庫等基礎性問題尚沒有理清，甚至有些以營利為目的、追逐利潤的市場機構也將自身貼上智庫的標簽。”他曾說。

就根本而言，改進傳統的政府決策協調機制是智庫發展的基礎，比如，將部門會簽制度改為牽頭部門負責制，涉及公眾利益的重大決策，應組織相關機構、智庫等進行論證，必要時舉行聽證會。另外，政策實施中可由第三方提供反饋，並評估效果。（作者：《財經》記者吳珊，2015年07月07日《財經》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