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聖彼得堡冬天下大雪比，譬如說，波士頓周圍地區要經常得多，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夾雜在這個城市的無數雪橇中行駛的幾輛汽車，不知怎的似乎從來沒有陷入到現代汽車在新英格蘭地區一個美好的下雪的白色聖誕節的那種令人討厭的麻煩中。許多奇怪的力量參與了這個城市的建設。人們會得出結論，認為雪的堆積——沿著人行道的被風吹積成的整齊的雪堆和堅實地平鋪在路面上八角形的大木塊上的雪——是由街道的幾何學原理和雪雲的物理學定律之間的某種非神明因素結合造成的。總之，開車到學校從來沒有超過一刻鐘的時間。我們的家在莫斯卡亞街四十七號。

然後是奧金斯基王子的府邸（四十五號），然後是意大利大使館（四十三號），然後是德國大使館（四十一號），然後是寬闊的瑪麗亞廣場，進了廣場門牌號碼遞減。廣場的北面有一個小公園。有一天，人們在里面的一棵椴樹上發現了一個耳朵和一個手指——一個恐怖分子的殘骸，他在廣場的另一面自己的房間里安裝一個致命的小包時失手。那些同樣的樹木（在珍珠色的霧靄中的銀絲圖案，背景中浮現出聖以撒教堂的青銅圓穹）也見證過兒童們徒勞地想爬進枝葉間以逃避鎮壓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馬上憲兵隊，被任意開槍打落下來。不少這類的小故事都和聖彼得堡的廣場及街道有關。

到了涅夫斯基大道後，要沿著它開上一大段，在此期間，開心的事是不用費勁就超過某個乘輕便雪橇的披著斗篷的衛兵，他的兩匹拉雪橇的黑色牡馬呼哧呼哧地吐著氣，在防止硬雪塊飛到乘客臉上的鮮亮的藍色防護網下飛奔。左手邊的一條名字很可愛的街——商隊街——帶你經過一個令人難忘的玩具店。然後是西尼澤力馬戲場（以其摔跤比賽聞名）。最後，在跨過一條冰封的運河後，車子就開到了莫霍瓦雅街（青苔街）上的特尼謝夫學校的大門前。

我的父親是俄國偉大的無階級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他認為把我送到一所以其民主的原則，在階級、種族和宗教信仰方面一視同仁的政策和現代化的教育方法著稱的學校去學習是正確的。除此之外，特尼謝夫學校和別的任何學校在時間和空間上沒有什麽不同。和所有的學校一樣，男孩子們容忍一些老師，討厭另一些老師，而且，也和所有的學校一樣，存在著下流的俏皮話和色情信息的不斷交流。因為我在體育運動方面很出色，要是我的老師不那麽急切地企圖拯救我的靈魂的話，我是不會覺得上學這事讓人那麽沮喪的。

他們指責我不去適應環境；指責我“炫耀”（主要是俄語作業里充斥著英語和法語詞匯，而對我來說這些詞很自然就出現）；指責我拒絕碰盥洗室里骯髒的濕毛巾；指責我打架的時候用手指關節，而不是像俄國愛打架的人那樣用拳頭的底面扇人。對體育運動甚少了解的校長，雖然很稱贊其需要密切合作的優點，卻對我在足球中總是守門，“而不是和別的球員一起跑來跑去”而心存疑慮。另一件激起憤慨的事是我坐小汽車上下學，而不是像別的學生、那些聽話的小民主分子那樣坐有軌電車或馬車上學。有一個老師把臉厭惡地皺成一副怪樣子，給我建議說，至少我可以讓汽車停在兩三個街區之外，這樣我的同學就可以不用看見一個穿制服的司機脫帽致意的樣子了。好像是學校允許我提著一隻死老鼠的尾巴到處走，只要我不把它舉在別人的鼻子底下晃悠就行。

然而，最糟糕的情況出自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對參加任何種類的活動和社團都極其反感。我不願參加課外小組的活動——鄭重地選舉負責人員、宣讀就歷史問題所寫的報告的辯論社，以及，到了高年級，討論當前政治事件的更為雄心勃勃的集會——惹怒了老師里最和藹和最好心的一位。不斷要我參加這個或那個組織的壓力從未能夠使我放棄抵抗，而是造成了一種緊張關係，這種緊張並沒有因為每個人都在嘮嘮叨叨地反復提起我父親樹立的榜樣而有所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