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也深受傳統哲學影響。劉廷璣在《女仙外史》總評中說：“自來小說，從無言及大道，此書三教兼備，皆徹去屏蔽，直指本源，可以悟禪玄，可以大聖，此為之奇而歸於至正者。”但在小說的概念性基礎方面，對中國小說產生重大影響的不是佔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而是處於陪襯地位的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孔子雖說過小說“必有可觀者焉”，但他又告誡讀書人，小說畢竟只是“小道”，“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孔子的這番話對中國小說的發展起著相當大的阻礙作用，自先秦以降，歷代一直把小說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與戲曲一起一直不被視為正經的文學，直到《紅樓夢》問世，這樣的狀況才有所改善。

因此，小說的概念性基礎轉向處於輔助地位的道家哲學，對於小說發展起著概念性塑造作用的是道家有關“道”的本體論，特別是形而上的“有”“無”的本體概念。與西方的模仿論不同，中國關於小說的概念並不將摹仿視為小說的唯一來源，而是認為小說可以“無中生有”，或者說是從“不存在”中衍生出“存在”。中國傳統小說理論家在對一些偉大的作品的產生進行詳實的分析以後，認為“無中生有”是中國小說理論的基本概念。金聖嘆比較《史記》和《水滸傳》後認為，後者與前者不同之本質就在於，《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傳》是“因文生事”，是“順著筆性”去寫，這其實是在說，像《水滸傳》這樣的小說是作者無中生有的結果。明代的葉晝是中國小說理論的先行者，他也認為“無中生有”是小說的本質。他在對《水滸傳》所作的評述中明確指出，小說是“劈空捏造”的。後來又說，“天下文章當以趣為第一。既然趣了，何必實有其事，並實有其人”。葉晝的觀點不僅來自其對中國傳統小說中所沒描繪的現實的觀察和概念性思考，亦深受中國傳統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響。 

因此，我有理由將中國小說的本體論定位於“無中生有”。顯然，這一概念源於道家思想中的形而上學觀點，即認為世間萬物皆生於無。這種道家思想對中國關於文學的概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小說“無中生有”的本體思想也可能受到早已成熟的詩論的影響。在傳統詩學中，陸機（261-303）也許是第一個認為文學是無中生有的文學理論家。他在《文賦》中寫道：“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這種觀念與西方認為文學產生於對生活的摹仿這一觀點不同，因為它對文學的起源及其存在假定了一個表現性的起源，對中國傳統小說產生了與西方小說頗為不同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