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餘論與啟示

筆者借助於海德格爾在20世紀30年代的文本探討了他對「我」與「我們」之哲學內涵和哲學關聯的分析，指出他將無人稱、中性的「自身」（Selbst）作為哲學根本問題「人是誰？」的追問基礎，「我」和「我們」是同樣源初地奠基於「自身」之中，它們之間沒有孰者優先的問題，也沒有彼此之間需要奠基的問題。這樣，我們在學理上根本性地劃清了海德格爾哲學與「唯我論」的界限。「我」與「我們」一直是海德格爾無論是早期還是晚期思想中並行不悖且不可分割的兩個維度，只是對「本真性的我們」的思考，即詩人的道說為本真性的民族共同體之存在建基，更集中、更清晰地體現在他20世紀30年代的文本之中。這樣，我們不僅徹底扭轉了學界認為海德格爾思想中沒有「本真性的共同存在」思想的看法，而且也補充了人們對海德格爾詩學意義的單維度印象：本源之詩不僅讓物物化，從而讓個體此在實現詩意地居住在大地之上，而且也根本上規定了本真性的民族共同體的此在，正如荷爾德林之於德意志民族，以及屈原之於中華民族一樣。前者是基於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探討詩意家園，而後者則更多地基於人與人之間的共同存在探討本真性的祖國。

海德格爾強調詩歌對「家」與「國」的雙重「存在建基」對於我們理解自身的詩歌文化傳統具有極大的啟示作用。首先，海德格爾沒有將「本真性的我們」理解為一個普遍性的自我，比如康德的政治哲學所提倡的「普世公民」，而是以語言作為基本規定，提出「我們」的終極形態是具有多元性的民族共同體。語言是複數的，而且「元語言」作為源初的詩歌語言在根本上也是複數的，海德格爾否認了有一種現成形態的普遍化的源初語言，不管它是以「形式語言」還是「世界通用語言」的面目出現，從而為掃清文化霸權完成了存在論上的奠基。這在強調承認文明多元性基礎上開展文明互鑑交流的當下，具有根本性的理論指導作用。

其次，海德格爾對荷爾德林作為詩人之意義的闡釋有助於我們理解《詩經》以及屈原等偉大漢語詩人的哲學意義。我們在文學史上將《詩經》當作古代詩歌的源頭，將屈原稱作第一位「浪漫主義詩人」，將「浪漫」與「現實」相對，仿佛屈原《離騷》等偉大詩篇僅僅是在抒情的意義上進行虛構。借助海德格爾對作詩之本質的分析，我們清醒認識到，《詩經》與《離騷》不僅奠定了我們對長江、香花草木、神話人物、虯龍鸞鳳等天地世界之存在意義的理解，而且也奠定了我們是如何理解中華民族自身存在的。也許長江對於一個沒有漢語經驗的人來說，就是一條普通的河流，它具有其他物理河流的科學性質；香草就是一些普通的植物，它具有相應的顏色、形態和自然習性，但只要我們生活在漢語的語言共同體中，長江和香草所象征的人格性及其人生意義就不再是虛構，不是一種「浪漫」，而是中華民族現實的存在規定。

再次，我們將《詩經》當作第一部詩集，將屈原當作了第一位詩人，但卻尚未如海德格爾所揭示的那樣，充分地認識到它們對漢語民族的歷史性意義。它們不僅僅是開始性的，而更是「開端性」的：這意味著《詩經》《離騷》的意象所承載的意蘊世界建基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性發生，有了它們，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才真正得以展開。也就是說，從存在的歷史發生角度來看，它們是漢語之語言共同體的歷史開啟者，是中華民族最初的「存在建基者」。

最後，我們總是從當今出發重思詩人的歷史意義，但這並不是要再單純地複製屈原，回到過去，而是從未來出發，讓屈原精神成為一種敞開新的歷史可能性的演繹，正如荷爾德林在技術主義時代危機下對於德意志民族的歷史意義一樣。所以，理解屈原如何建基了漢語民族共同體的本真存在的真正目的，是要促使我們思考在當前的技術主義時代下，一種朝向未來的歷史性的可能性是怎樣的，我們又該如何將它帶向語言，從而通過激活當前的漢語，構形一種新的本真性的共同生活。當然，海德格爾在其西方文化歷史背景中，面對著技術主義時代危機召喚著「最後的神」，詩人扮演著溝通神與民眾之間的「半神」的角色，[44]以期通過天地人神的四元游戲建立一種新的人與存在的關聯方式，而如果回到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或許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激活天之道與人之道、道與物的關聯問題。

[44](1)比如，張振華在探討海德格爾中期思想中詩人對於民族共同體的作用時，尤其強調詩人的「半神」作用，並認為，「海德格爾那裡呈現出一個清晰的從神（存在）到詩人到民眾的生成結構，一個統一了神學、詩學、存在論、政治哲學四重領域的宏偉圖景」，參見張振華：《詩歌與民族共同體的生成與維系》，《文藝理論研究》2019年第3期。（武漢大學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2024-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