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守華《走向故事詩學》(8)

四、故事詩學:中國故事學的新方向 

所謂“故事詩學”,俄羅斯著名學者葉·莫·梅列金斯基(1918—2005)所著《神話的詩學》的論述特別精彩,筆者深受啟迪。該書對神話向神幻故事的轉變作了精辟論述:神話之轉化為神幻故事,須經歷下列主要階段:


非儀典化和非虔敬化、對神幻“事例”真實性之篤信的減弱、有意識的構想之發展、民族誌具體性的消失、神幻人物為常人所取代、神幻時期為那種見諸神幻故事的非既定時期所取代、推本溯源之有所減弱或不復存在、從對集體境遇的關注,轉向對個體境遇的關注、從對宇宙範疇的關注轉向對社會範疇的關注;正因為如此,一系列嶄新題材和一些結構限定則應運而生。


這裏所說的“神幻故事”,就是我們通常提到的作為民間故事主體的民間童話或幻想故事,梅列金斯基考察它由神話體裁向另一種敘事體裁轉化所運用的詩學方法,實際上就是我們並不陌生的文藝學、美學方法,而有別於人類學、民俗學研究模式。

筆者研究民間故事,是從撰寫和出版《中國民間童話概說》起步的,1983年刊於《民間文學》的《民間童話的特征和魅力》是它的壓縮篇,文中提出:


“民間童話之所以世世代代為人們所喜愛,在於它將虛幻和真實、單純和豐富、哲理和詩情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認為這類深受民眾喜愛的傳統故事,其藝術魅力在於詩意與哲理的巧妙融合。而其敘事藝術的奧秘,則在於將大量神話中的神奇幻想,轉化成了現實社會中廣大民眾理想意願的象征性表達。筆者特別注意到美學論著中對藝術象征性的下列論述:

“象征性”偏於從一般的概念出發,不以某一特定的事實為根據,常常綜合藝術家對某些問題或事件的認識和理解,采用比喻手法,以象征性的形象來表達問題的實質。象征的形式更含蓄並更富於概括性,但也更具有抽象性。象征的形式更適合於表現富有想象性的內容。


在民眾口頭傳承的民間童話或幻想故事,實際上就是由古老的神話藝術轉化而來、以飽含哲理與詩情的象征性表達為特征的口頭語言藝術作品。由此筆者嘗試運用這一方法來解讀民間童話。以《蛇郎》故事為例,蛇郎變形就是一種象征,象征男主人公的命運由卑賤向高貴的轉變;正是在這男人命運轉折的過程中,兩姐妹美醜對應的心靈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善惡各有所報的社會倫理也給人們以強烈的感染。而民間故事的這一美妙構想和中國傳統戲曲中的《姐妹易嫁》竟然不約而同地契合一致,更加表明它們有著共同的民族文化根基。筆者本著這一構想寫出《蛇郎故事比較研究》,獲得學界認可。


筆者做故事學研究,先後出版了十多本論著,嘗試過歷史地理學派的故事類型研究方法,以及跨國跨民族和跨學科的比較研究方法,自然也借鑒了人類學、民俗學方法,可是慣常使用的似乎還是脫胎於文藝學、美學的這種詩學方法。由於學力所限,還夠不上什麽“範式”,只能說是不拘一格的嘗試與探索。

劉錫誠先生是筆者敬重的摯友,他在給筆者的自選集序文中說得十分中肯:探索民間故事的藝術世界,幾乎是守華至今故事研究的最重要的選擇。他一直恪守“民間故事是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藝術”這個學術理念,探索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包括文藝學的研究、比較研究、類型研究;不論什麽方法和手段,目的在從不同的通道切入或進入民間故事的藝術世界。也正是這一理念及其探索,把他的研究與其他流派、其他學人區別了開來。

關於“故事詩學”這個話題,筆者的自選集《民間故事的藝術世界》收錄的那些文章,較為集中地反映了筆者在這方面的探索印跡。這裏須加申說的是,故事詩學的提出,並非只是單純就方法論的開拓而言。首先,民間故事是一種最為大眾化而且富於魅力的口頭語言藝術,致力於詩學解讀,有助於向大眾突顯其優美動人的特質;其次,正如羅永麟先生所揭示的,中國民間故事傳說多是在口頭文學、通俗文學和作家文學“三位一體”的格局中發育成熟的,作詩學探索,有助於發掘其所蘊含的中華文明的優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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