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意義上，“語言是存在的家”，

“我們是通過不斷地穿行於這個家中而通達存在者的”（第316頁）。“不斷穿行”意味著這個家不是一個靜止“在場”的處所，而是一種生動的“道說（Sagen）”活動。存在的每一步自我超越都依靠語言的突破，所以冒存在之險也就是“冒語言之險”。當海德格爾說“語言的本質既非意謂所能窮盡，語言也決不是某種符號和密碼”時，他反駁的不僅是語言分析哲學的語言觀，而且無意中也捎帶擊中了中國傳統“言不盡意”的語言觀：他所主張的毋寧是“意不盡言”。語言不依賴於任何存在者，相反，一切存在者都依賴於語言所劃出的區域而得以存在，“唯有在這一區域中，從對象及其表象的領域到心靈空間之最內在領域的回歸才是可完成的”（第317頁）。例如，“制造活動的對象事物”及科技理性的計算邏輯所形成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學，最初就是由於“道說”的需要而產生出來的，而對心靈的“回憶”所形成的另一種形而上學（“心靈的邏輯”）也是如此，但這兩種形而上學（大致相當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只把語言當作工具。只是在後一種形而上學中觸及到了世界內在空間，因而觸及到了人的本質，即人憑借語言道說來冒險創造安全，這就有希望翻上“存在”的層次，而使自己的道說“從這兩個領域的統一性中說出來，如果這種統一性已經作為拯救性的聯合而發生了的話”（第318頁）。

在里爾克那里，這種統一通過從外部對象世界返回到內心不可見的領域，而表現為內外溝通，心物溝通，彼岸和此岸溝通，即表現為來往於“存在之球的這一面和另一面”之間的“天使”。“天使”其實也就是尼采的“超人”。動植物和天使（超人）都是沒有憂煩的安寧的存在者；只有人，處於動植物和天使之間，時時陷於“計算”、“商業”和“交換”的憂煩和冒險之中，不知道自己的真正重量和優勢；動植物也被拋入冒險，“但並非在它們的本質上遭受到危險”（第319頁），相反，“人根本上是在金錢和通用價值的變化中拿他的本質冒險”（第320頁），人心的天平失去了平衡。只有在天使那里，人心的天平才會平靜和安定。但“誰使天平從商人那里移交給天使呢?”（第321頁）是那些“冒險更甚”者，那些“更多一點冒險之氣”者。而由於他們所冒的是存在之險和語言之險，所以他們又是“道說者”，或者說，他們是在語言的“區域”中冒險。但既然人本質上就具有語言，並且憑借語言而在冒險，那麽他在日常生活的算計中也在冒道說之險了；不過這只是冒道說行動（Sagen,動名詞）及其現實後果之險，而不是冒在語言上的道說本身（Sage，名詞）的險，所以道說在這里只是為了達到其他後果的工具，只是“陳述”事實而已；相反，“冒險更甚者的道說必須特別地冒道說(Sage)之險”（第322頁），它不是把語言當作一個反思的對象，而是“進入道說之中”，使道說本身成為目的。所以它所要道說的不是任何具體事物，而是“那種本質上屬於語言之區域的東西”（第322頁）。這種東西本應是“存在”（即系詞“是”），但里爾克等人的形而上學卻將它理解為作為整體的“存在者”（“是者”），並稱之為世界內在空間中的“世界性此在”。不過這並不妨礙里爾克看出，這樣的“道說更甚者”由於不涉及任何具體的存在者、具體的意願欲望和制造活動，而只涉及人及人的心靈空間，所以其道說就把無庇護性的災禍轉變為世界性此在的拯救，因而具有“歌者(Saenger)的性質”，於是“歌唱就是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