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Dasein)當然也只是一種存在者。但當里爾克把它與“歌唱”視為同一的時，此在就在與“存在的家”——語言打交道了。所以海德格爾說：“吟唱(Singen)意味著：歸屬到存在者本身的區域中去。這一區域作為語言之本質乃是存在本身。”（第323頁）

真正的存在本身（而不是傳統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存在”即存在者）在里爾克這里已經呼之欲出了，他說：“但我們何時存在?”海德格爾緊緊追問：“何時我們如此這般存在，以至我們的存在就是歌唱，而且此種歌吟並非四處回響，而倒真正是一種吟唱，它的發聲並不依賴一個最終的抵達者，而是在發聲之際即已消散，從而只有那被吟唱者本身才成其本質。”（第323—324頁，有改動）。

發聲只不過是“一口氣”，但它不是普通的氣息，而是“在真理中吟唱”，所以它“無所為”，它是“上帝的輕嘆”和一陣飄拂而過的“風”。它雖然飄拂而過，但如赫爾德所言，它“寄托著人性的一切，那在大地上的人所曾思考過和意欲過的一切，做過和將做的一切”（第324頁）。所以，雖然在里爾克這里，詩性精神的突圍只達到存在者和世界性此在的整體，但他“畢竟詩意地道明了，誰是那種冒險更甚於生命的冒險者”，即：“冒險更甚者是詩人”（第325頁）。

正是詩人的歌唱使我們的無庇護性轉變成了敞開，使無救的東西(Heil-loses)深入到了有救的整體，“他們在災禍(Unheile)中吟唱著拯救(Heile)”[14]。海德格爾把里爾克詩中“更多一點冒險之氣”後面的省略號看作是“道出了默然不表的東西”（第325頁），即“存在”。而“意願冒險”作為“更有意志”的意志（強力意志），也只有從“道說”這個角度來看才有可能超出存在者整體而達存在：“冒險更甚者的意願乃是道說更甚者的意志”，它表示的是“存在意願著存在者”（第325頁），它道說的是“大地”要進入到世界內在的空間，成為“不可見的”（也就是“默然不表的”）東西。

但正是在這種“不可見的東西”中，世界存在者的獲救才“成為可見的”，而“唯有在獲救者的最廣闊的範圍內，神聖才能顯現出來”。所以詩人“處於走向神聖之蹤跡的途中，因為他們體驗到作為無救的無救”。這就顯出這樣的層次：“作為無救的無救引我們去追蹤拯救。拯救呼喚著暗示了神聖。神聖聯結著神性。神性使神靠近。”（第326頁，有改動）這個層次也就是海德格爾天、地、人、神“四重整體”的層次：無救的災禍之所正是“大地”，“天”則是神聖的拯救之所，它的神性使神靠近了我們，而詩人則在黑暗的大地上漫遊，追蹤神聖的蹤跡，歌唱拯救，他是這個四重體的“守護者”。里爾克就是這樣的詩人，他詩意地追蹤著詩的本質，並最終達到了詩人的問題：何時會有本質性的吟唱?他盡到了所有合乎“正在到來世俗時代”的詩人的“天職”：揭示這個時代的命運和存在根基。但荷爾德林卻是“不合世俗時代”的詩人。他不合時代並不是他落伍於時代，而是因為他是這個貧困時代的詩人的“先行者”。“因此之故，這個世俗時代的任何詩人都超不過荷爾德林”（第327頁）。為什麽這樣說?因為他的立足點不是當下的時代，而是未來，而未來正因為“尚未”，所以只有立足於“語言”：“唯有在他的詞語之到達中，未來才現身在場”。這種到達才是“純粹的”到達，它使“留存”(Bleiben）也成為了“本質性的”。海德格爾認為，一個正在到來的時代“越是在先行道說中隱藏自己，到達就越是純粹”（第327頁）。因為這種先行道說無所憑依，只有緊緊抓住語言，使詩性精神純粹從語言中生長出來。所以這樣的詩也是永恒的，它表達了一切過去、現在、未來的詩的本質，是“聚集起來的本質”[15]。因而也表達了一切時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