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斯蒂格勒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他不相信什麼外在的救世主，也不相信左派知識分子，他認爲，解放者就是所有在數字化資本主義奴役下的“無産階級”自己，作爲毒藥學的解藥性處方並不在外部的解放者手上，而就在每一個處於數字化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服毒者自己手中。這種處方是科學界、藝術界、法律界、一般精神生活的世界和市民——首先是市民的代表們——世界的責任。

需要更多的勇氣：這是一場必須面對和反抗的無限的利益之鬥爭，既包括部分遭受這種毒性的人們，也包括以這種毒性爲食的人們。正是這段痛苦時期構成了蛹的階段（the stage of the chrysalis）。[34]一切在數字化生存中沉溺於網絡電腦和智能手機的服毒者都是起來鬥爭的責任主體，今天會是我們從蛹中破繭而出的時刻。

這個蛹的隱喻，讓人想起《黑客帝國》第一部中黑衣人帶着尼奧所看見的那個數字化母體上的無數蛹狀的個體寄生情景。這種新的理解或智慧將會顛倒藥的毒性邏輯（the toxiclogic of the pharmakon），從而産生一個新的超級工業時代，這個時代建構了一個基於去無産階級化即負熵之上的自動社會——它將提供一條從智性昆蟲⑩的蛹中蛻變出來的出路。[35]

依斯蒂格勒的分析，所有數字化第三持存都既是毒藥又是解藥。它會在持存和前攝之間創造出新的“超個體的安排”，前攝可以構成個體新的注意形式、新的超個體循環以及使意義域連貫一致的新的意義和能力。首先，要建立一種全新的逆人類學的解放的一般器官學。

斯蒂格勒認爲，從根本上説，這是一種“逆生産力（counter productivity）”的觀點。如果説，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生産力是一種“佂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一般經濟學將不再以征服和控制爲目的。這也是“建立一種基於由負熵向逆人類學平穩過渡的經濟體系的可能性”[36]，“必須將逆生産力這個概念與一般的藥聯系起來，一般器官學狀況的各種逆生産性效果，應該被看作熵的和負熵的藥理學效果”[37]。解放的藥學的本質就是放棄一切佔有性存在。在海德格爾的本有論中，叫棄絶存在。據説，它是建立在巴塔耶反對資産階級功用-價值論的一般經濟學理論之上的。

斯蒂格勒提出：“根據與逆人類紀相關的一般器官學，我對未來圖景的建議是倡導一種逆人類學意義上的智性生命觀念（conception of noetic life），即研究和了解生命以便操持生命（比如生物學、生態學、經濟學、器官學及與此相關的任何學科——即根據宇宙規律來理解每一種知識形式）。這種觀念在功能上和本真性上也是一種力比多經濟學觀念，重新思考這種器官學的意義上的經濟學和巴塔耶意義上的一般經濟學。我們將看到，這種一般經濟學是一種禮物經濟學（economy of gift），一種贈禮性的經濟學（economy of potlatch）。這種一般經濟學需要給予一種徹底的一般現象學的重新定義和特殊的存在論分析。”[38]

這里有兩個被斯蒂格勒遮蔽起來的參照性構境：一是莫斯的象徵性禮物交換關係。在冩於1925年的《論禮物》一書中，莫斯描述了發生在原始部族一種交換更多的是一種象徵性儀式，即人們通過禮物交換了靈魂和意義，禮物是內含着精靈的聖物。

與當下社會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有序性市場交換關係不同，身處上述情境里的人們對聖物不僅不試圖佔有，甚至滿懷敬畏，從而不惜耗費性的付出。

二是巴塔耶的一般經濟學。在巴塔耶眼里，現世的資本主義社會盛行着一種致力於追逐世俗功利目的的有限的特殊經濟，而他自己則向往和推崇另一種以“不求獲取”爲核心價值觀念的普遍經濟學。在我看來，所謂的一般經濟學，就是巴塔耶心中走向神聖世界的光輝路徑。巴塔耶認爲，資本主義社會中以功用性生産爲基礎的佔有型經濟只是一種異化的、特殊的社會存在形式，這是“缺乏詩意”的非神聖世界[39]；而生命存在的最普遍的本真方式，其實卻是另一種以無儘的耗費方式出現的“榮光”存在，正猶如太陽終日釋放光芒卻不求回報，“它的給予從不要求獲取”[40]。

⑩法文維基百科對膜翅目昆蟲的詞條解釋是：“膜翅目昆蟲包括食草動物、傳粉昆蟲以及種類繁多的食蟲性昆蟲，後者在維系自然平衡中起到主要作用。食蟲性昆蟲佔了擬寄生昆蟲的大多數（佔膜翅目昆蟲的43%），也是食肉動物。據估算，膜翅目昆蟲大約有100到300萬種，分爲100個科。很多種類的膜翅目昆蟲還尚未被研究或發現。”

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國現代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1872年5月，莫斯出生於法國埃皮納爾的一個猶太家庭，其父是一個從事刺繡工藝的小業主，而母親就是鼎鼎有名的社會學大師塗爾干的姐姐。1890年中學畢業之後，莫斯沒有昇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而是直接在波爾多大學跟隨塗爾干學習社會學，並逐步成爲塗爾干的重要學術助手。

1891年前後，他同時注冊學習法律。兩年後，莫斯曾因服兵役暫時中斷學業。1895年，莫斯通過了國家哲學教師資格的考試，並於同年開始在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學習、工作。1898年，莫斯與塗爾干一起創辦《社會學年鑒》，開創了法國社會學的“年鑒學派”。1930年，他當選法蘭西學院“社會學講座教授”；1938年，當選高等實驗研究院宗教科學部主任。1950年2月，莫斯因病在巴黎去世，終年78歲。其代表作有：《論民族》（1920年）；《論禮物》（1925年）；《社會學與人類學》（1950年）；《作品集》（三卷，1968—1969年）等。

參考文獻：

[34][35][36][37][38] Bernard Stiegler, Nanjing course，

[39]巴塔耶，黃澄波譯.文學與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59.

[40]巴塔耶.普遍經濟學.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