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些我們稱爲個人數據第三持存的個人來促進生産和自動-獲取，這些個人數據使他們的心理時間空間化；通過使個人數據以光速進行流通，以干預超個性化過程，這個過程是與自動地、功能性地形成的循環交織在一起的；通過這些循環，通過自動形成的而不是超個性化地形成的集體第二持存，反過來干涉，幾乎是直接地干涉心理的第二持存，也就是説，干預前攝、期望，最終干預個人行爲。從而一個個地、遠程控制和電子指導每一個網絡成員成爲可能，這就是所説的“人格化”。[30]

在他看來，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愚昧性的瘋狂，歸根到底，是外部的數據處理重新建構了我們在網絡生存中的虛假電子人格化。海量數據造成了個人心理時間的空間化，這原本是要通過自己內心認真鑒別和挑選的過程；現在只要有一定量的點賞和好評數據，自動獲取的行爲就以光速發生了。

這其中的秘密在於，個人的第二持存，即對一個事物和經驗的回憶，也是通過電子數據生成的，這種“遠程的電子指導”直接建構了個人主體的網絡人格化。所有網購幾乎都是自動發生的，這是一個被數據人格中的偽第二持存裹脅而致的惡果。

斯蒂格勒氣憤地説：“2008年崩潰後的七年里，似乎心靈的無産階級化，更準確的説是，理論化的智力能力的無産階級階級化，在科學的、倫理的、審美的和政治的協商意義上——它與20世紀的感性和情感的無産階級化，與19世紀的工人姿態的無産階級化是一致的——既是這種持續的‘危機’的誘因，又是它的結果。”[31]

這是一場當代數字化資本主義造成的世界性的災難。面對這種災難，僅僅靠道義譴責是無用的，斯蒂格勒讓我們起來進行現實的鬥爭和積極的努力。這正好是利用現代技術的兩面性，即發揮藥學的解藥功能。雙重性藥學的翻轉：逆人類紀的可能性我們已經知道，區別於傳統歐洲左派批判理論那種只是簡單地一味否定資本主義現實，而一旦談及現實解放的道路時立刻語焉不詳。斯蒂格勒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最可貴的方面，就是積極地努力探求新的解放的可能性。

在《技術與時間》中，我們看到他基於海德格爾座架的雅努斯神雙面性，明確提出要將當代技術的奴役翻轉爲拯救的可能，在這里，他仍然堅持了這種樂觀主義的態度。所以，在分析了心靈無産階級化的第三階段諸種問題之後，斯蒂格勒立即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數字化資本主義中發生的無産階級化“這個事實是不可避免和無法預防的嗎？”他説，有人認爲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不這樣認爲。斯蒂格勒持相反的觀點：由作爲一種第三持存的每一個新形式的數字化所造成的無産階級化這個事實，構成了藥的新階段。

如果不能開出新的治療、新的治療學，這種藥將會産生有害效果是不可避免的。[32]這也就是説，如果不能針對以數字化第三持存建構起來的技術（藥學的毒/解兩面性）新階段，積極努力地提出新的治療方案，將毒藥翻轉爲解藥，這種無産階級化的惡果才會不可避免。

甚至他還批判馬克思恰恰是忽視了知識的無産階級化，才會“不曾正視工藝學和産業化的治愈性，不曾重建知識或是參與反對無産階級化的鬥爭”，或者説，“既沒有提出藥的毒性和治愈性問題、也沒有提出治愈方”。[33]

[30][31][32][33] Bernard Stiegler, Nanjing 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