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通訊社的分社長，失明的原子彈受害者這樣答道："這二三枚原子彈會結束戰爭，美國也可能成為這個世界的主宰者。可我相信，到那時再沒有誰肯相信美國了。"在被強制沉默的廣島，年老的失明的受害者以弱者的智慧進行了抵抗。但幾年後，他悄然而逝了。

受害者代表在結束講話後，又講了一小段插曲。"昨天，當從京都大會趕來的人們手捧鮮花進入和平公園時，站在廣場上的參加三縣大會的人們鼓起掌來歡迎他們的到來。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分裂是一定能被克服的……"

我沒有看到究竟是怎樣一幅情景，但是我想，所有的聽眾都會從他的講話中，感受到他對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再次統一的真誠希望。

的確，今年我所見到的和平公園，非常平和、寧靜，絲毫感受不到糾紛和矛盾的氣息。原子彈爆炸紀念日的早晨，我為了參加紀念典禮坐在草坪上等候。烏雲低垂的天空（這天下午忽降驟雨。廣島人都說："１９年來這種情況只有極少的幾次。"好像這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遠方灰濛濛的山巒，還有群山環繞下的整個廣島，都籠罩在和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時刻截然不同的靜謐裡。

原子彈受害者的發言結束後，進行了問答。從整體上說，會場氣氛誠摯、懇切。但我發現，大多數問題和在去年的受害者懇談會上所提的雷同。這些從日本各地聚集到廣島的年輕人雖有熱情，但對原子彈爆炸後遺症，對原子彈受害者的生活，只有極其有限的常識。這樣，剛剛結束發言、滿頭是汗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又要耐心地重複起多年來重複過多次的基本情況說明。我不禁再次感到，在廣島實在有太多有耐性的人們，而且不是一般的忍耐性……。

其中最有耐性的廣島人之一重籐博士，同去年夏天一樣，正在原子病醫院處理著從政治到醫學的諸多問題。在這兩個夏天之間，重籐院長要面對四十七名病人的病逝，同時，在國會對"強化原子彈受害者救護工作"表示關注後，他還要接待保守黨派和進步派人士組成的視察團。如果哪位眾議院議員指著原子病醫院病床上深受病痛之苦的老人問道："風濕性關節和原子彈爆炸有何關係？"重籐院長會做出怎樣地回答呢？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所醫院可以恰當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話，那一定是這所醫院在遭受原子彈轟炸這一人類最初的殘酷體驗後，任何病症都不能說和原子彈爆炸沒有關係。重籐院長也一定是一邊移動著那看似笨重的高大身軀，一邊對他們進行了如實的說明吧。在今年夏天的大會上，蘇聯代表團表示要贈送醫療器材。重籐院長馬上與對方進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他從來都超然於那些十分露骨的政治和權術，但一旦有有利於原子病醫院和病人們的具體切實的政治口號出現時，重籐院長又從不放過利用它們。院長戲稱自己為"髒手帕"，大概就是指這個意思吧。但是，"強化原子彈受害者的救護工作"這一政治課題經過這塊髒手帕的"過濾"之後，馬上就成為一個有人情味兒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具體計劃。重籐院長希望，通過這一"強化"，能把那些在原子彈爆炸中面部受損，變得醜陋而躲在家中１９年的姑娘們解救出來。這樣，有良知的醫生會為這些姑娘作出恰當的診斷，承認她們不適於參加社會活動，由此便可以給她們以適當的保護。廣島尚有近千個"面部變醜"的人在不受到任何保護的情況下在家中深居簡出，飽受身心痛苦。如果能夠制定出切實的救護方針的話，這些人終會下定決心重返社會的。

作為醫學家，重籐博士今夏所面臨的課題是，死於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病人，其子女死亡的血液障礙問題。重籐院長和這兩個夏天之間病逝的、包括那位生下嬰兒後死去的１８歲的母親在內的４７名病人一起，向這個問題又靠近了一步。"第二代人的原子彈爆炸後遺症問題"是醫生和病人都不願提及的。但重籐院長考慮，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打開法律保護的窗口。雖然博士非常理解人們對這一話題的忌諱，也非常擔心原子彈受害者能否接受調查人員的善意詢問，但他最終還是覺得應該逐一對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進行調查。

打開法律或者國家這扇可靠的保護之窗，是重籐院長面向現實進行思考的基本態度。金井評論委員在提到"和平活動家的宗教戰爭"時說，"在具體設施及資金問題上，還是保守黨政府多多少少地做了些工作，推進了原子彈受害者的救護計劃。"事實上真想做出成績的也是保守黨派的議員。我在廣島曾多次聽說過一位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略使人難以置信的傳聞。但客觀上看，他在"強化救護"運動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像重籐院長這樣為"強化救護計劃"嘔心瀝血，又堅信不移地認為對原子病醫院的投資必將回報給全世界人民的人，在這個時候是多麼急需啊，而正是遭受原子彈轟炸後１９年來醫治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歷史，造就出了像重籐院長這樣具有最可貴的人格的人。

對於這段充滿困難和苦澀的醫療史，重籐院長計劃，在１９６５年迎來２０週年紀念之際，召集從事原子彈爆炸後遺症治療工作的醫生，重新查閱資料，共同討論這些對人類說來都是新體驗的病例，看看採取的治療方法是否得當，檢討一下"有無處理不周"之處。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療和努力並不是在一名領導的率領下統一進行的。因此，必須對此進行綜合的反省和檢討。重籐院長認為，作為全面調查的一環，應對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進行血液檢查。

以１９６５年為界限，對原子彈爆炸後遺症醫療史加以綜合研討，這一計劃與《中國新聞》的金井評論委員所提出的在原子彈爆炸２０週年的１９６５年制定的《原子彈受害情況白皮書》計劃異曲同工。它是以醫學家的語言詮釋的另一份白皮書計劃。在廣島勤懇工作的人們，他們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個計劃上，而這正說明了廣島作為"宿命之地"的特質。這些在廣島最恐怖的災難中劫後餘生的人們，這些抱有最誠實的生活態度的真正的廣島式的人們，像孿生子一樣，在心靈最深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對１９６５年中將得以實施的這兩個嘗試充滿期望，它們將通過如實地反映人間悲劇的慘狀來確立核武器時代人類所希望的實實在在的前景。而這才是日本人民對２０年前原子彈爆炸中的死難者以及那些仍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們所能做到的唯一有效的努力。同時，它一定會帶來一個全新概念的和平運動。（１９６４年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