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德家的廣島

在廣島的各種醫院，在人們的家裡，在聆聽原子彈受害者的體驗和感慨之談以後，我發現他們全都具有各自獨特的觀察力和表現力。而且我覺得在他們的勇氣、希望、誠實以及悲慘的死亡中，在這些與道德修養密切相關的言談中都流露著活生生的個性。也就是說，在日語裡相當於人性批評家的譯語，就是道德家。那麼，為什麼說他們是道德家？因為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他們經受了最嚴酷的日日夜夜，而且一直煎熬了１９年。每當我想起廣島的道德家的時候，我首先便聯想到出版極優秀的小雜誌《廣島之河》的廣島母親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一位老婦人的豪言壯語。當她描繪廣島頗具實力的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戰時和戰後的生活及想法時，在她的言語中，我感到活生生的強烈的魅力。

姑且把這視為關於一個虛構人物的無賴小說的花絮。我介紹它的目的沒有別的意思，就是要表表老婦人的健談的風趣。這種無賴小說的主人公，恐怕在日本各地都有，而且不止是廣島，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會有與之完全一模一樣的人存在。也就是說，那不過是傳說中的人物。於是我就把小說的主人公命名為紅血無賴。據說在戰爭末期，他沾上了"非國民"的壞名聲，被憲兵隊拘捕，獲釋後，他就對街上的人們說："非國民的血不是紅的吧？但我的血可是紅的嘛！"他原來在自己的工廠做工，據說他供給軍隊的子彈多是不發火的臭彈。於是紅血無賴被憲兵隊拘留了。在戰鬥正酣的一天，一些老婦人講著這個故事到森林裡去採蘑菇，半道碰見一位農夫。農夫口吐泡沫似地大談特談將要槍斃紅血無賴的事。他說他急著要去看槍斃人。那時的老婦人還是一位健壯的中年婦女，"蘑菇什麼時候都能采，那個傢伙被槍斃可只能看到一次！"就喊叫著放棄了采蘑菇的念頭，跟那農夫跑著去看槍斃壞蛋。然而幸運的是，槍斃的事被取消了，紅血無賴被釋放了，還留下一句名言。

紅血無賴真正開始活躍還是在戰後。像通常的無賴小說的主人公那樣，他首先得到了專門糟蹋孀婦的能手的綽號。

打那以後他就試著走上政治舞台。他大肆宣揚自己戰爭結束前幾乎被槍斃的事，以廣泛宣傳自己曾經是反帝國主義鬥士的形象。然而，只擺空架子，想在地方選舉中取得勝利是很不容易的，而紅血無賴也並非單純的一類人。於是他採用圍棋上填空眼的戰法，在選舉前的一個月內，作為政治上的事業上的合作者，在他自己的地盤，網羅昔日與他有染的全部孀婦，加以利用，終於如願以償了。他作為新進的有力的地方政治家已經嶄露頭角。從戰前起，他就幸運地具有保守派的實力。他獲得了保守黨議員的地位，而且為各種原子彈受害者做了大量救助工作，取得了實跡。以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為首的各種勢力，用《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金井的話來說，在"和平活動家的宗教戰爭"的問題上激烈辯論時，紅血無賴為使保守黨的一部分實力投入廣島，而四處奔波。紅血無賴奔走的結果，很像無賴小說裡的主人公那樣，披著聖者的光采……

就這樣紅血無賴在戰後很走紅。而老婦人的丈夫是位醫生，因為他在戰時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頭頭而被開除了。老醫生慨歎自己"作為一個男子漢太丟臉"！在失意中，見到新藥就買來全都吞下去，於是得了神經病。在原子彈爆炸後的幾天中，老醫生在廣島是最具獻身精神地投入救援活動的那個街道的醫生之一，本來他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他只要發現新藥，就大量預購併服用，這也並沒有什麼奇怪。然而，儘管如此，他對新藥的興趣也有些過火了。據老婦人的觀察，老醫生是讓新藥的各種成分在胃裡重新分解合成，結果發生了猛烈中毒的現象，把內臟溶化成一鍋粥而死的。因此，現在仍受傷害的老婦人，儘管健康狀況不佳，但她斷然拒絕新藥，每月花五千元買中藥服用，繼續批判著紅血無賴。因為市內醫院都沒有採用中醫來治療原子病，所以她雖持有原子彈受害者手冊，也還是得不到國家的補貼。每月所需的五千元的中藥費用就成了她自己的負擔。老醫生和老婦人在原子彈爆炸之前夫婦倆都很健康。然而，在那以後明顯地都衰弱下去了，由於對新藥神經質以及對中藥的癖好，以至這種癖好遠遠超出了和一般人的差距，這對老夫老妻忍受著原子病各種症狀的折磨，總算活了下來。

雖然如此，確實患有原子病的人，卻沒有得到國家熱情的救治。在遭受原子彈轟炸之前，一些人儘管不敢說毫無疾病，但從那以後，雖然沒有什麼明顯的症狀，可身體總是不大健康。我不止一次地聽到他們說著這樣的話。在廣島，由於人類從未體驗過原子病是什麼症狀，所以無論什麼症狀，都認為與原子彈爆炸不無關係。實際上除了患上致命的原子病之外，就無法期待國庫的補貼，目前普遍存在著對現實的不滿。

卻說這位老婦人，作為一個人的人格來說，就真的與權威主義無緣了。她只有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用自己的耳朵來聽，接著才有她自己的思索。她頑強地堅持這種態度，所以她根本不受任何權威主義、既成觀念的束縛。她現在面臨著這樣無法解決的困難，運用獨特的辦法生存下來，因為她很瞭解這種人。我之所以稱他們為廣島的道德家，其原因就在於他們是具有這種類似想法的人。據老婦人講，在原子彈爆炸之後不久，喝過悶酒的人當中，沒有患原子病的。其原因就在於酒醉之後的人體內，放射能變成了氣泡，從皮膚滲出，於是解除了毒性。用灸療法灸過膿腫處後，再經弘法大師用湯花處理的，也有不少見效的。這些都是親自耳聞目睹的，其真實性不能簡單地予以否定。日赤醫院院長重籐等人治療原子病的戰鬥歷程，明確地記錄著一部拓荒史。就這樣，老婦人豪爽的雄辯持續著，平素在她們廣島母親會的人所接觸的原子彈受害者中間，流傳著她剛直的身影和慨歎的聲音。

老婦人女兒的朋友——一位年輕的母親，生下一個畸形兒。母親是原子彈受害者，而且在臉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看一眼自己親生的畸形兒。然而被醫生拒絕了，她便讓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時，那嬰兒已經被處理過了。聽說年輕的母親慨歎著，如果能看到那嬰兒，是可以迸發出更大的勇氣來的！我想像著這位不幸的年輕的母親，在她那無能為力的悲歎中，已被"勇氣"這個詞所擊垮的情景。這是現實主義者在新的意義上的深層次的屬性。醫院對於死產的畸形兒所做的不許母親過目的處置，也許是實際上的人道主義吧。為了維持人道主義，每個人都有一個自覺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為一個人，總會有一個掙扎著活下去的極限狀態，而這樣的一位年輕的母親為了贏得超越自我的勇氣，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嬰兒，這已經超過了一般的人道主義，而是一種新的人道主義，可以說是在廣島的極度悲慘的狀況下萌發的堅韌的人道主義。有誰能夠不感到心情悶窒呢？對於這位年輕的母親，甚至死去的畸形兒，這只能是恢復她的勇氣的唯一的一線希望……

還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她在妊娠中一直擔心自己的嬰兒會不會是畸形。這種擔心始終困擾著她。一直到胎兒出生時，她還是被這種恐怖心理攪擾著，因而屢次妨礙了產痛時身體對胎兒出生的必要反應。到將要分娩時，生理準備仍不盡完備，這種恐懼心理也雲消霧散了。這一過程不知反覆了多少次。她長時間經受著折磨，最後終於生下一個正常的嬰兒。從那以後，母體一直沒有得到恢復。

一般來說，雖然被這種神經衰弱所苦惱，但為什麼不做人工流產而讓嬰兒出生呢？在這個問題上，我被這些作為原子彈受害者的年輕母親的勇敢所感動。當然，還有由於原子彈爆炸的傷害而不能生育導致分手的，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我想這也應該追記。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輕的妻子們還在嗎？她們被迫暗中勇敢地與神經衰弱作著頑強的鬥爭。

還有暗傳著、極其隱蔽地暗傳著的一則傳聞。有一位姑娘，偶然發現她的病歷上寫著"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縊。我每次聽到這種談論時，就為我們的國家不篤信基督教而慶幸。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殺的道路，正是這種罪孽迫使的吧。我覺得這幾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徑。倖存下來的我們，誰也不能對她的自殺加以道德的非難。我們只是具有以貧乏的心態揣度至今仍未自殺的人們的自由。這雖是個人的反省，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會有什麼罪孽感或下地獄的不安，也有可能成為一個自縊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夠制止別人的自殺的資格這點，我不能不經常懷疑。我簡直要被瘋狂得疲憊的黴菌吞噬掉。而且像這樣的我，在廣島仍未自殺的人們面前，我發現他們根深蒂固地具有徹底的人類的道德感，於是我的勇氣便恢復了。根本不必考慮，在這個核武器的時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周的報紙上我寫的一條政治醜聞，赫魯曉夫宣稱擁有"滅絕人類的恐怖手段"，聳人聽聞地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幾天後，又寫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訂正為複數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說法。不管這兩種說法之間，差別是多麼大，結果兩者都使我無法擺脫武器仍是主宰我們時代的神靈的印象。）儘管如此，仍未自殺的人們的道德，難道不應當是我們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嗎？

還有一位自殺者，他是廣島市郊的慈善機構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彈受害者手冊，在瀨戶內海從輪渡上投海自殺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狀，至少在客觀上，老人是沒有受到原子輻射傷害的。可是，由原子彈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確實已經蔓延到老人的內心深處了。他處於應稱之為原子病神經官能症的精神狀態。而且，在廣島度過孤獨的晚年的人們，把患原子病神經官能症視為異常。那種健康的正常的狀態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幾年前的原子彈爆炸紀念日期間，《中國新聞》上刊發了特輯《廣島的證詞》，報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殺更為不幸的深淵。當新聞記者去訪問這位老人時，他已是８７歲高齡了。３年前，他的孫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發瘋，直到如今。年輕人父母雙亡，是老人獨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輕人上了東京的大學，由於經濟困窘而中途退學，回到了廣島。不久，就在原子病醫院裡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東京給孫子匯款了。年輕人不得不找個事做，然而他的身體再也幹不下去了。回到廣島以後，他總是疲憊不堪，就只能躺著。隨後年輕人感到視力衰退，醫生發現他不僅眼睛，而且腎臟也受到損害，白血球也在減少。不久，年輕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個月以後，據報載，他開始吐血，一直哭著叫著，折騰著，接著又突然安靜下來。他說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隨後就"啊——啊--"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於是就停止了呼吸。這樣的死，是多麼殘酷啊！

在年輕人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壇前沉默不語，就這樣度日。後來又突然對死去的孫子嘮叨開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說，你連十元錢都沒有。那時你想，你該多麼可憐呀，隆兒！"老人就這樣回憶著年輕人的景況。他說的話總是與金錢有關，都是因窮困而十分悲慘的回憶。"你說你要賣自行車，爺爺也不生氣，說賣就賣了，隆兒，諒是為了那個錢，該是多麼可憐呀！"死去的年輕人，對老人來說，到他自己辭世為止（而且對發瘋的老人來說，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了）因窮困而引起的悲慘的回憶一直讓老人感到憂傷。大概這位老人的內心裡，那種持續不斷的悔恨，根本無法排除，終於真的走向可憐的絕路的吧。在他很單純的意識當中，他總覺得性格內向的年輕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曠野裡佇立著，把無法賣掉的自行車放在一旁，依然連十元錢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內向。而他自己則是一位禁止年輕人賣自行車，老是在那裡蠻不講理地大發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對新聞記者這樣說過："隆兒嘛，怎麼死在我前頭了？爺爺來了呀！這不是幻覺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彈轟炸，又有什麼辦法呢！東條要早點死了該多好，隆兒也不會死的呀！隆兒的死就是那麼回事。給爺爺打來電話，就說現在連十元錢也沒有了，而且從房簷上滑倒了……。"新聞記者已經跟不上老人講話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與死去的年輕人的對話的情境中去："當你說要賣自行車時……"

看見了外人——新聞記者，發瘋的老人的意識又轉向現實世界。儘管時間極短，而老人的言談方式，他在眾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說家的風格引起了我的關注。老人在戰爭期間，曾經是糧秣廠的工長。老人一生始終沒有向別人講述自己志向的機會。他覺得在與自己剛剛死去的孫兒的"交流"後，該對別人講講了，就這樣，堅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樁心願。於是他掌握了演講的技巧，並在意識當中牢牢地固定下來。"事到如今原子彈轟炸，又有什麼辦法呀！東條要早些死了該多好，隆兒也不會死呀！"

"風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這樣說，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一個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幾秒鐘就講完的演說，沒有演說的技巧也無法表現那種懇切的心願。老人的演說的確打動了我們的心。在這樣一個崇尚空談的時代裡，比那再長，再豪壯的演說，也有如耳畔清風，而我對這僅僅幾句的演講卻永遠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