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達分析說：「克爾凱郭爾堅持認為亞伯拉罕是兇手」，而且以撒的犧牲也確實「最不可能在我們的時代重演」，即使有人聲稱「是全然的他者命令他這樣做，也許要暗中試探他的信心」，他也仍然會「受到一級謀殺罪的指控」。但是根據德里達本人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另外一種追問的方式：「看上去不可容忍的謀殺，豈不正是世界上最普遍的事件呢？……社會不僅參與不計其數的犧牲，實際上還組織這樣的犧牲；其經濟、政治和法律事務的柔化功能，其道德話語和良知的柔化功能，都是以實施這種犧牲為前提。我們甚至並非看不見這樣的犧牲，電視常常會播放一些難以容忍的畫面，也偶爾會有一些呼聲引起我們的注意。然而這些畫面和呼聲全然沒有力量，不能促成最微小的改變，不能承擔最基本的責任，除了事不關己的托辭之外也不能帶來任何其他東西。」(57)德里達從以撒的犧牲最終又回到「他者」的話題：每一個犧牲者的「獨一性」，每一次都是「獨一的」。他又一次重復了那個富於歧義的命題：「每一個他者都是他異性的」。而這一次，德里達的命題已經不是語言的思辨，卻包含了更多的沈重，因為「當那些倫理或者人權話語所指涉的鄰舍」遭到犧牲時，「並沒有什麽道德或法律能夠審判這些為了避免自己犧牲的他人的犧牲。因為在戰時的主導話語中，無論這一方還是另一方，都不可能將宗教區別於道德，將法律區別於政治。」(58)從「聖父的明察」到「以撒的犧牲」，我們可以發現後一種「他者」幾乎已經被解釋為隨時都會被現世道德所犧牲和拋棄的「異己者」，與他的「責任」所回應的那個「他者」迥異。德里達為「他者」賦予的雙重涵義，凸顯出一種根本的聯系，即：「上帝」之所以可以置換tout autre est tout autre之中的任何一個tout autre，正是因為「我們不能再將『聖父的明察』關聯於已經存在的上帝或實體；我們不能再將上帝或者上帝之名設想為某種偶像」；上帝只是「對可能性的稱謂。」(59)這樣，「他者」的奧秘無論在於語言還是信仰，都只能得到相當有限的理解和描述，是為「全然的他異性」。「絕對的他者」又並不意味著任何體製性的信仰和崇拜，並不意味著任何「先在」的實體或者文本的「確定性」，卻僅僅是建立一種我們與「他者」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從而使「意義」得以成全。德里達本人在1981年接受的一次訪談中，相當明確地印證了上述立場：「解構始終深深地關聯於語言的他異性，我一直都對批評家們感到驚訝，他們居然以為我的著作是宣稱語言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居然以為我的著作是宣稱我們處在語言的牢籠之中。實際上我的意思正好相反：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首先就是尋求『他者』，尋求『語言的他者』。」(60)

西方文學與基督教信仰的互釋、從「詩性」到「靈性」的考察，最終的歸宿注定要回到詩人與哲人始終在糾纏的古老話題：「意義」究竟如何才能得到理解和表達？文學與神學都無法逃離語言的載體，但是信仰的「詩性」形式、「意義」的神學蘊涵，似乎是在兩個相反的方向上相互趨近，使它們在各自的「語言牢籠」之外找到一個共同的支點。那應該是另外一個「詩性」和「靈性」的故事(61)——無論被描述為「語言事件」(event of language)(62)、「詞語事件」(word-event)(63)、還是「言說—事件」(word-event)(64)。其中最核心的命意，正是「西方文學與基督教的關係」之所以不能僅僅作「母題」式研究的緣由，因為我們「只能在語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語言」(65)。

(57)Jacques Derrida:The Gift of Death,translated by David Wills,85-86.

(58)Jacques Derrida:The Gift of Death,translated by David Wills,86-87.

(59)Jacques Derrida:The Gift of Death,translated by David Wills,108.

(60)J.Hillis Miller,Derrida's Others,see Jacques Derrida:the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edited by Aeynep Direk and Leonard Lawlor,volume III,326.

(61)具體討論可參閱楊慧林：《當代神學對文論研究的潛在價值》，《文藝研究》2004年第三期。

(62)Paul Ricoeur.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36.

(63)［德］艾伯林著：《神學研究：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定位》第25頁，李秋零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9年版。

(64)［英］托倫斯著：《神學的科學》第400頁，阮煒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

(65)Werner G.Jeanrond,Theological Hermeneutics: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London:Macmillan,1991) 154.


（作者簡介：楊慧林，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原文出處：2006 年 08 期 長江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