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下面所舉的原始敘事詩的特性，只是關於詳細選擇之後所遺下來的少許材料的：

原始敘事詩的產品，大概篇幅都很有限。像印度人希臘人和德意志人那樣偉大的敘事詩，在原始期的文化上，是和金字塔和宮殿一樣稀少的。但為這種工程所需的建築材料，確是早已隨處散放著。狩獵民族的多數故事，題材大都有關聯。

例如，在布須曼人之間，蝗蟲是一切故事的中心；然而雖有這樣的關聯，各個個別的故事從未聯合成一個詩的系統。布雷克固然曾經提他南非洲動物故事全集為南非洲的列那狐（編註：童话），實際上，也最多不過包含著南非洲的列那狐的許多材料而已。

原始的敘事詩，是從與野蠻人興趣最接近的人及動物的生活圈子——原始的藝術很少超出這個範圍——采取材料的。在澳洲和南非洲動物的詩頗佔優勢，北方住民所講的故事，卻常用人事做材料。

林克說，“埃斯基摩人的故事，給予我們以一幅真實的圖畫。他們描寫在他們的生活及自然環境內，引起他們最強烈的想像的一切，例如使他們感到偉大和愉快的，以及使他們覺得可惡和恐怖的各種事務。他們不斷地描畫激烈的生存競爭，強迫他們承認與贊嘆，那代表勝利生活的第一條件的個人的勇敢和氣力。

在另一方面，用勇力而使生活的快樂增大和穩固的思想，卻很少表現。在他們的敘事詩里，對於愛情那種最普遍的感情，僅佔了極小的領域。詩里的材料既那麼貧乏，熱望和感情又那麼單純，就無怪我們讀了那些詩會感到很厭倦很單調了。”38

文明民族的敘事詩，好比寬闊而平緩地流著的江河；反之，野蠻人的敘事詩，好比狹隘而水流湍急的溪澗。

他們的故事只有一個方向。詩人和聽眾的興趣，完全注重在動作的進展，其餘的一切，他們很少顧到。

現代最好的小說，是動作不過用來顯示人物的個性的。在原始的故事里，卻是人物僅僅用來展開動作的。所以，那些人物，他們決不加以描寫，僅僅加以指示，而且通常不過用極粗忽和最膚淺的方法來指示。

對於這個要點，我們如果將澳洲人或布須曼人的動物故事,和德國的列那狐（Reineke　Fuchs）故事對照起來看，必有極多的心得。德國的動物詩里，動物是按照幾種動物的性質的首尾貫徹的進展，其動作是經優美地觀察，並且按著各動物的天然特性而加以描寫的。

然而，在布須曼人和澳洲人的動物故事里，諸動物的性格，大概是隨便加以處置，而且常以完全附屬的地位來處置它的，只有在很少的情形之下，在動物的性格和奇特動作之間，可以稍稍發現內心的關聯。在埃斯基摩人的故事中，也很少有關於人物的描寫。

對於一個人物的性格，大概至多不過說其人之或“好”（good）或“壞”（bad）而已。典型人物雖則也有幾個，然而各個人的特性，我們卻總找不出來。

“老年的獨身者們常是滑稽而古怪的人；女人普通只是注意她自家的家政和蓄積的；可憐的寡婦必有仁慈的好心地；五兄弟一群必居傲慢而粗暴的，中間的那個，必有妒忌之心。”39

原始人對於大自然的描寫，更加不注意了。我們在以前已經指示過，並且已經說明其理由，大自然對於狩獵民族，不過是一種極實際的興趣而已。自然的景色，在他們的故事中，只在對動作的了解上有直接需要的時候，才為他們所注意。就是樹是樹、山是山、海是海，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在原始敘事詩里，自然寫的稀少，正和英國古代劇場上的缺乏舞臺裝飾一樣。動作的地方，從來不加描寫，只舉名目而已。

就是那獨佔著原始故事家及其聽眾的興趣的那動作的本身，也不足以吸引我們的注意和抓住我們的注意。特別是澳洲人和布須曼人的故事，很難使歐洲人感受到什麼興趣。

這些作品的內容，包含著許多雜亂無章和關係松懈的奇異情節，至少從我們的眼光看起來，在這些情節里，是看不出什麼深刻的詩的關係來的。這里可以舉一個例為證——從布雷克的翻譯，經過拉最爾（Ratzel）刪略過的布須曼人的蝗蟲集里舉出一段話來：

“蝗蟲取了一隻鞋，並將那隻鞋變成一隻大羚羊，蝗蟲把那隻大羚羊藏在芒草中當作玩物，並且用蜜餵養它。為了要知道蝗蟲為什麼不帶蜜回家，貓鼬就被派去看風；但是當蝗蟲想從蘆草中喚出大羚羊的時候，貓鼬卻把它關閉在一隻口袋里，它就依祖父的忠告，在袋里咬穿一個孔。貓鼬就把大羚羊從蘆草中叫了出來，將它射殺。蝗蟲發現它的遊伴死了，哭得很是傷心，就追尋蹤跡，發現两隻長尾猿正在收集羚羊的血汁，其中一隻猿抓住蝗蟲，狠狠地擲在死羊的角上。但是蝗蟲卻鑽過別一羚羊的膽囊里躲在黑暗里。在太陽還沒有下山的時候，就逃回家了。那两隻猿把羚羊的肉撕成一條一條，與他們的武器和衣服，一起掛在樹上。到了夜間，它們正睡著的時候，那株樹生長起來，慢慢蔓延到蝗蟲和貓鼬的地方，等他們的仇敵醒過來的時候，蝗蟲和貓鼬已取得全部的財物。其中一隻猿猴只有一條帶子沒有被奪，就用來作為尾巴了。”40

38．Rink，p．89．

39．Rink，p．90．

40．Ratzel，Volkerkunde，Vol．I，p．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