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以後》與約翰·福爾斯(John Fowles)的《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有很多相似之處:

它們都描寫了19世紀中期萊姆·裏吉斯的場景，都直接提到了萊爾、達爾文和瑪麗·安妮這些在多塞特鎮的懸崖上發現史前遺骨的人物。瑢《從此以後》與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1990)在情節方面也很相似，都提到了“對於新出現的維多利亞時期手稿的爭奪、對學術禿鷹的抗爭、對英國金錢政治的諷刺”。瑣但是三位作家的出發點完全不同，福爾斯將現代與19世紀並置，以“元小說”的形式解構傳統小說，以此顯示傳統小說自身的虛構性。拜厄特有意將維多利亞時代詩人的境界和當代人心理狀態進行對照，旨在揭露當代社會物欲橫流、急功近利的現象。而斯威夫特則從心靈慰藉角度來反觀歷史，通過閱讀和編撰馬修的日記，比爾在19世紀人的精神危機與20世紀自己的精神危機之間找到了連續性，找到了心靈的共鳴。似乎先輩馬修穿越百年時空在與他對話，撫慰他那顆辛苦飄零、孤獨無助的心靈。“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他意識到精神迷茫、意義追尋是人類的共相，由此他的自我迷失程度有所減輕，自我認同開始復蘇。

除了在馬修身上發現精神危機的共振，比爾也發現馬修與他一樣對“愛”充滿渴望與珍視。露絲是比爾困苦中的希望、悲痛中的安慰。然而命運早早奪去了露絲的生命，比爾的生活希望也隨之消失殆盡，她的死動搖了比爾的自我認知。雖然他保留露絲的照片和她演過的電影，但是他不能將她起死回生，“你們看，什麼也做不到。仿真不行，捏造不行，咒語也不行”(270頁)。於是他讓自己成為傳統意義上的上帝式的作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在敘述中把早已作古的馬修復活了，把馬修曾經“對妻子的愛復活了”(100頁)。比爾這樣描述馬修與妻子伊麗莎白第一次見面時的場景: 

我想象，我創造。我想讓他們曾經幸福地生活過。我怎麼知道他們曾經幸福呢? 我讓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候就墜入愛河。那是一個繁花盛開的仲夏日。(226－2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