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的日記記載了從1854到1860這六年時間裏的事件，也穿插了對童年、青年和婚後生活的回憶。比爾發現馬修一直在苦苦尋找生活的支柱與力量。年輕的馬修將上帝看作力量源泉、生命意義的賦予者，他認為是上帝給了他不朽的靈魂:“世界表面所有的東西把你帶回核心事實:大自然的傑作;人也一樣，都是上帝存在的跡象。”(103頁)比爾推測在1840年馬修離開牛津大學的時候，他“還沒有放棄對上帝的信仰，仍然相信《聖經》中的每個字都是不變的真理”。(102頁)1854年發生的一件事對馬修影響很大:在萊姆·裏吉斯度假時，他偶然之中發現了魚龍化石，他突然感到《創世記》中上帝造人的理論是錯誤的，“我使勁兒盯著這怪物的眼睛”(89頁)，“這一刻是我信仰動搖之時，是我的偽信仰開始之時”(101頁)。他意識到人類“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瞬。有沒有人類，世界都是亙古永存的，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假設未來給了我們什麼許諾，假設我們在創造物中占有一個特別的、永恒的位置呢?”(146頁)1854年他年僅兩歲的兒子菲力克斯夭折了。

這一打擊使他的信仰徹底崩潰，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出版更堅定了他的看法，最終他向作牧師的嶽父坦白了自己對宗教的懷疑，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結束了自己的婚姻。

馬修和他的維多利亞時代之所以如此吸引比爾，是因為它們如一面鏡子，反射出比爾自己目前所處的迷茫狀態。馬修的精神危機代表了19世紀後半葉人們的普遍思想，人們開始質疑生命起源與意義、理性與秩序。福爾斯認為:“就如我們現在生活在核威懾時代一樣，維多利亞時代面臨著進化論引起的精神危機。”瑡斯威夫特在此部小說中暗示了這種類似性，他將比爾媽媽的生日設在日本廣島被原子彈炸毀那一天，象征著“前核武器和後核武器這兩個世界的分水嶺”(244頁)。核武器對比爾的生活軌跡影響深遠，據說他父親的自殺就和廣島事件有關(他因曾秘密參與那個轟炸行動感到愧疚而自殺)。比爾感到20世紀的人們在核時代的憂慮與馬修在“前達爾文”和“後達爾文”分水嶺時期的精神掙扎有暗合之處。馬修日記中提到一個名叫布魯奈爾的工程師，他的工作具有象征意義，它“使陸地與陸地相連，在虛空之間修建一條通道”(151頁)。比爾闡釋馬修日記的意義也在此:在現在與過去之間架起一座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