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約翰·W·伯吉斯是研究生院的兩位創始人之一。在他的自傳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線索，有助於我們了解人們過去對文化的看法。在南北戰爭中，年僅18歲的伯吉斯為聯邦政府一方戰鬥，當時便下定決心，如果得以倖存，他將學習法律和政府管理，以便確定是否可以通過知識和理智來避免戰爭。大學畢業之後，他遠赴德國，師從歷史學家蒙森和蘭克以及物理學家赫姆霍茲，進行研究工作。

回到美國之後，他在阿姆赫斯特任教。為了追求他的目標，他奔赴巴黎，研究當時的自由政治學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的運行機制。回國之後，他加盟當時的哥倫比亞學院法律系，很快說服該校的董事會創建政治學院。時值1880年，該校的政治學院是美國首家研究生院。該學院的模式兼具德國和法國特點，有兩個明確目的：其一，培養也會從事研究工作的教師；其二，培養未來政治家和公務員人才。

沒有什麼關於文化的廢話。無論是否是有意識的，伯吉斯那時就知道，大學一直是——而且應該繼續是——培養專業人員的中心，其目的並不是傳播文化。他認為理所當然的是，申請到該院就讀的人應該完成了“通史和普通文學的研習課程”。通史和普通文學這兩個名稱是什麼意思？通史的意思是古希臘以降的西方文明發展概況，其中包括與非洲和亞洲的交流，包括歐洲向美洲的擴展。就普通文學而言，它主要包含古希臘和古羅馬作家的著作，通過原著語言學習，還有某些最著名的現代作家——英法意德四國的作家——的作品。

這些作家作為一組，加起來並不算多，但是，對每個學生來說，內容是相同的，規定依據的是當時批評界的觀點。你會發現，詩人佔有的優勢地位，書目上有莎士比亞、彌爾頓、莫里哀、歌德、席勒、但丁、彼得拉克、阿里奧斯托和塔索。近代人的作品就這麼多。我們所說的近代人——丁尼生、勃朗寧、狄更斯、薩克雷——的作品在1880年被同代人閱讀。與之類似，就一兩代人之前的小說家和詩人——菲爾丁、華茲華斯、柯勒律治、拜倫、司各特、簡·奧斯汀——而言，他們的作品在課堂上被奉為經典不是在那時，而是在以系統、分析方式研究文學作品的做法大行其道以後的事情了。

在那之前（到1750年為止），耶魯大學圖書館將莎士比亞作品對開本列為“消遣作品”；到1850年，人們對莎士比亞作品的態度更嚴肅一些；在那之後，莎士比亞作品的選本配有點評，解釋難懂的段落，得出道德意義。出現了作者生平介紹和歷史信息，也可能出現與希臘劇作家進行對比的文章和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關的參考信息。僅此而已。這相當於某種練習題，供入門者在閱讀過程中進行思考，在把握情節之餘了解更多東西，為了自我修養而閱讀作品。那時對古典作品進行了更充分的探討。古典作品被用作創作詩歌和散文的範本，用作比較語法學和比較語言學的材料，用作政治史和社會史的讀物，用作道德教育和處世之道的手冊。

對確實受過教育的人來說，它們也可作為詩歌、神話、哲學和雄辯術方面的傑作。人們不禁想問，那樣的做法是如何消失的？19世紀90年代，古典課程也試圖採用變得“科學化”的方式，與自然科學競爭，但是，其結果卻簽署了自身的死刑令。從那時的一名學生（尼古拉斯·默里·布特勒）的口中，我了解了一則發人深省的逸事。在三年級的希臘語課堂上，講課的語言學者兼古典學者說：“先生們，讓我們開始講歐里庇得斯最有趣的劇作。它幾乎包含了希臘語語法規則的每一個例外。” 沒有誰會錯過這一評論中“有趣”一詞的可怕歧義——從歐里庇得斯試圖表達的、古雅典人期望看到的東西變為讓分析學者感興趣的東西。

兩種興趣都是真實的、合理的，但是，它們並不是相同的，更抽象的東西很少形成更具體的東西。這一事實可被稱為教育的禍害：我的意思是，為了教學目的進行抽象化和系統化帶來的禍害。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徵是，人們關注的每一事物全都化為標記和規則，然後開設相關課程——兩門課程或者10門課程；於是，我們辦學校，聘校長，發文憑，形成一個新的職業。

（The Culture We Deserve : A Critique of Disenlightenment [Paperback – May 15, 1989] by Jacques Barzun,1907-2012 [Author], Arthur Krystal[Editor],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Twelve essays exploring aspects of literacy and art criticism, retrospective sociology and the effects of relativism on moral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