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因果關係中止喻示的某種深刻異動，造就了一批現代主義文學寓言，那麽，多重因果關係交疊，帶來的多向解釋與相對主義更為接近後現代的文化觀念。安伯托·艾柯曾經在分析電視節目時指出，相同的故事素材並非必然制作為唯一的“情節”。

事實上，“一個是生活，它是不定型的、開放的、有多種可能，一個是情節，即導演將選擇和隨後播出的事件之間的單義的、單向的聯系組織起來——盡管是即興地組織形成的情節”。

二者關係並非兩個相互鎖扣的齒輪。艾柯的“開放”敘事，倡導解放隱藏於生活內部的多種可能：“這種敘述的本質，它有可能被以多種方式理解，有可能促成多樣的相互補充的解決辦法的本質，正是我們可以定義為敘述作品的‘開放性’的本質：在放棄情節中承認如下事實——世界是由可能性交織構成的，藝術作品必須再現這種情況。”④

對於“開放”敘事說來，情節沒有理由垂青一種可能，從而放棄甚至封鎖另一些可能。無論是《三國演義》的趙子龍大戰長阪坡；《水滸傳》的武松殺嫂；還是《西遊記》的孫悟空大鬧天宮，這些著名片段無不隱含了另一些遭受現有情節遮蔽的主題，例如愚忠與虛偽、暴力與厭女、任性與違法亂紀、如此等等。

後現代“怎樣都行”的嬉鬧氣氛之中，遵循必然的情節、清晰地鎖定某個主題，時常被視為不解風情的迂腐和固執。誰說武俠小說只能表演英雄豪情？電視劇《武林外傳》成功地從兩肋插刀、義薄雲天的“故事”之中，開發出了嬉皮笑臉主題。

對於情節的考察說來，虛構的意義似乎沒有獲得充分的估計。“文學並不局限於虛構，同樣虛構也不局限於文學”——特里·伊格爾頓在他的新著《文學事件》之中耗費數十頁辨析“虛構”，這個概念的複雜程度可能超出許多人的想像。⑤

新聞或者歷史著作的虛構如同謊言，文學的情節虛構享有道德的免責權。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作家竭力修飾虛構的情節，力圖賦予一個栩栩如生的外表——羅蘭·巴特稱之為“真實效果”。他們逼真地復制一個木匠如何安裝馬車的車軸，或者一絲不茍地描寫某種宮廷禮儀。

對於吳承恩《西遊記》、卡夫卡《變形記》、以及眾多科幻小說而言，某種熟悉的內容，仍然隱藏於奇幻情節的背後。奇幻引起了驚奇，但是，熟悉保證了驚奇之後仍然葆有持續的興趣。“真實效果”似乎構成了審美的重要乃至必要條件。虛構之中必須擁有多少熟悉的真實成分？二者的合適比例顯然是情節構造尚未破譯的一個小小秘密。

作為一個古老同時仍然時髦的話語成規，人們沒有理由對於情節視而不見。事實上，社會歷史學派、敘事學或者精神分析學無不可以提出獨立的考察報告。我所感興趣的問題是，一種獨立報告隱藏的視野盲區可否在另一種報告之中獲得彌補？

首先，我試圖在現今的理論語境中重返一個問題：情節、人物性格與社會歷史的關係。

“情節是人物性格的發展史”——許多人對於這個命題耳熟能詳。情節與人物性格兩種成分相互交織、循環，相互生產。人物性格的行動形成了事件，一系列事件擴大為情節；同時，人物性格又在事件之中表演、發展、自我完成。所以，亨利·詹姆斯用譏諷的口氣反問：“如果沒有情節的規定性，性格是什麽？如果沒有性格的顯現，情節是什麽？”⑥

然而，這種狀況毋寧是情節與性格之間理想的平衡。事實上，相當多的小說顯現為偏正結構。情節“溢出”性格範疇的作品時常稱之為“情節小說”。情節小說的內容並非完全源於性格。沒有哪一種性格可能召喚地震的發生或者颶風的來臨。

換言之，這種情節的肇始，超出了性格的主導範圍；另一些情節小說之中，性格的力量無法扭轉情節邏輯的預先設計。對於一部偵探小說而言，再有個性的偵探也沒有理由拋下案件瀟灑地遠走他鄉、遊山玩水。相對於“情節小說”，性格“溢出”情節稱之為“性格小說”。

“性格小說”的特征是，情節圍繞人物性格持續展開而不存在一個自身目的，例如尋獲某種寶藏，或者完成一個特殊的探險計劃；必要的時候，作家可以任意結束，也可以根據既定的性格源源不斷地設計後續的情節。


如前所述，文學史對於“性格小說”給予更多的表彰，諸多小說主人公在文學史留下的名聲，甚至超過了創造他們的作家，例如曹操、劉備、諸葛亮、關羽、張飛、宋江、林沖、武松、孫悟空、豬八戒、賈寶玉、林黛玉、阿Q，或者阿喀琉斯、堂吉訶德、于連、葛朗臺、高老頭、包法利夫人、安娜、聶赫留朵夫，如此等等。按照一些理論家的觀點，這些文學人物擁有一個共同的名稱：典型人物。


③里蒙—凱南：《敘事虛構作品》，第4頁。

④安伯托·艾柯：《開放的作品》，劉儒庭譯，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145頁。

⑤特里·伊格爾頓：《文學事件》，陰志科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頁。

⑥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和意識的中心》，崔道怡等編：《“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上冊)，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頁。

⑦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