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文本的內在一致性即意義，又該如何理解？羅蒂認為，文本的一致性不是在被描述之前就事先存在的東西，一如斑斑點點，只有將它們連接起來，才能見出意義。所以意義不過在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對某一系列符號或者聲音感興趣，將它們串聯起來進行描述，換言之，把它們跟我們與感興趣的外部事物聯系起來。比如說，我們描述的可以是一系列非常晦澀的英語詞匯，是喬伊斯值一百萬美元的手稿，是《尤利西斯》的早年版本等。由是觀之，文本的一致性既不內在，也不外在於任何事物，它不過是關於這個事物迄今已有相關言說的一種功能。這一點在哲學上固然不言而喻，即便轉向爭議更多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亦是如此。對此，羅蒂說：

我們當下說的東西，必然跟先前我們或他們已經說過的東西，即對於這些符號的先期描述，有著合理的系統的推論聯系。但是在我們講述(talking)某物和言說(saying)某物之間劃一道界限，除非是因為某個特定目的、事出彼時我們正好具有的某種特定意圖，那是沒有道理的。⑧

羅蒂的「反本質主義」立場至此清晰無疑：文本的意義產生在文本進途不斷的闡釋過程之中，而闡釋本身是一個完整的、不可分裂的過程。是以羅蒂驕傲地聲稱，對於他們實用主義者來說，主張事物原本就存在，可由特定的文本「真正」解說出來，或者嚴格運用某一種方法揭示出來，那是荒誕不經的。其荒誕一如古老的亞里士多德概念，那就是認定天下事物有一個內在的不朽的本質，同其偶然的、相對的外觀適成對照。

三 闡釋與過度闡釋辯

喬納森·卡勒的文章旗幟鮮明題為《為過度闡釋辯》，對羅蒂的觀點進行了全面反駁。卡勒指出，羅蒂的報告主要是回應艾柯以前的文章《文本意圖》，那篇文章和「丹諾講座」上艾柯的系列講演，題旨是有所不同的。他本人則希望來談艾柯現在三個講演的話題：「闡釋與過度闡釋」。對於羅蒂的立場，卡勒明確表示不敢茍同，認為羅蒂堅信一切老問題、老差異，在他那幸福的一元論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煙消雲散。他用羅蒂自己的話諷刺羅蒂說，只消認定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使用它，一切問題便都不成問題，何其簡單!但這樣做實際上於事無補，對於安貝托·艾柯和其他批評家提出的問題，包括文本如何挑戰我們的闡釋框架等，都沒有做出實際回答。這些問題依然存在，並不因為實用主義者羅蒂讓我們放寬心投身於闡釋，就化解不見。

卡勒指出，闡釋本身是不需要闡釋的，它總是相伴著我們。但是就像大多數知識活動，闡釋一旦走向極端，就需要闡釋了。不溫不火的闡釋呼應共識，它雖然在一些場合中也有價值，但是沒有多大意思。而他所要強調的是「極端闡釋」。換言之，闡釋語必驚人，與其不溫不火四平八穩，不如走極端路線。卡勒並引20世紀初素有「悖論王子」之稱的英國作家G.K.切斯特頓的名言：批評要麽什麽也別說，要麽使作者暴跳如雷。這似乎是在鼓吹走極端，究其一點，不及其余。但這類解構批評態勢，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姿態，真要訴諸實踐，談何容易。或許德里達以「藥」解構柏拉圖、以「文字」解構盧梭、以「不許寫詩」解構奧斯丁，可以算是樣板。雖然後人很難效法，但是這些樣板本身，毋寧說也已經進入了批評和闡釋的經典案例。關於闡釋，卡勒表明立場說：

我認為文學作品的闡釋生產，既不應被視為文學研究的至高目的，更不應該是唯一目的。但倘若批評家有誌於解決問題，提出闡釋。那麽他們就應當盡其所能，運用闡釋壓力，思路能走多遠，就走多遠。許多「極端」闡釋，就像許多平凡闡釋一樣，無疑都難以有什麽結果，因為它們被認為是信口開河、冗長累贅、漫無目的、令人生厭。但是倘若它們偏執極端，在我看來，比較那些力求「完美」或四平八穩的闡釋，就有更多的機會來揭示以往未能注意或未及反思的關係和內涵。⑨

⑦⑧Richard Rorty,"The Pragmatist's Progress",Umberto Eco with Richard Rorty,Jonathan Culler,Christine Brooke-Rose,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ion,Stefan Collini(ed),p.93,p.98.

⑨⑩Jonathan Culler,"In Defence of Overinterpretation",Umberto Eco with Richard Rorty,Jonathan Culler,Christine Brooke-Rose,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ion,Stefan Collini(ed.),p.110,p.121.

（本文原載：《文藝理論》2022 年 01 期 /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